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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充满了争议。来到股市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有普普通通的投资者，也有恶意操纵市场的庄家。和此后数百年中的无数政府精英一样，汉密尔顿绞尽脑汁，试图寻找到一条“区分好人与恶棍的界线”……
（1789——1807）
*美国建国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同一年。
这个新生的国家此时正处在欣欣向荣的历史时期，汉密尔顿发行的大规模债券直接导致了证券市场的活跃，而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只大盘蓝筹股则启动了这个国家第一轮股市投机狂热。
*纽约出现了第一批专业经纪人，他们需要一个交易场所，于是就有了美国的第一个股票交易所；为了防止场外交易的发生，他们签订了著名的《梧桐树协议》，并建立了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这一切就是后来华尔街的雏形。
*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创始人之一、联邦政府财政部部长助理——威廉杜尔是这第一轮投机狂热中的弄潮儿，他可以称得上是美国股市的第一位著名的“庄家”，也是此后两百多年股市操纵者们的鼻祖。
*从这个时候起，华尔街和美国政府的精英们就一直竭尽全力试图寻找一条分界线，来区分像杜尔这样的无赖赌徒和受人尊敬的投资者，两个多世纪以来，他们的努力所得到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喜忧参半的结果。”
*杜尔的疯狂投机和迅速溃败引发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金融恐慌，汉密尔顿下令财政部购进大量联邦证券对市场进行支持，他的果断行动成功地阻止了金融恐慌的蔓延，确保了股市的危机没有对美国的经济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
*这是一个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时代。在这个时期，有限责任制度——现在企业制度的基石得以奠定，美国各州通过了《普通公司法》，带动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从1792年到1817年，联邦税收在25年内增长了9倍；也是在这个时期，像杜尔这样的政府官员可以公然寡廉鲜耻地利用公职进行股市投机；而后来成为美国副总统的伯尔，此时正在瞒天过海地打着为纽约市民提供生活用水的幌子，骗取了建立一家银行的特许证。
*伯尔是杰斐逊的忠实同党，他建立的这家银行后来成为现在全美最大的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而汉密尔顿的纽约银行至今也仍然屹立在华尔街上，其“华尔街一号”的地址格外引人注目。汉密尔顿在与他的政治对手伯尔的决斗中身亡，被埋葬在华尔街的三一教堂旁，与他一手建立起来的纽约银行隔街相望。
在这个年代……
1792年《梧桐树协议》签订。
1785～92年杜尔投机案。
1792年美国国会通过造币法，在费城建造一座造币厂。
1803年美国从法国拿破仑手中廉价购得路易斯安那州的全部土地，使美国领土面积增加一倍。
也在这个年代……
1795-1803年中国清朝发生白莲教叛乱。
十九世纪的早期，伊利运河修建成功，这条连接美国东西部的物运和交通枢纽使得纽约一举成为美国的经济中心，而美国的其它地区则倍感威胁，对纽约敌意顿生，他们把纽约称为“舔食美国商业和金融蛋糕上奶油的舌头”……

十九世纪的早期，伊利运河修建成功，这条连接美国东西部的物运和交通枢纽使得纽约一举成为美国的经济中心，而美国的其它地区则倍感威胁，对纽约敌意顿生，他们把纽约称为“舔食美国商业和金融蛋糕上奶油的舌头”……

（1807——1837）
*在美国这个新兴国家西部开发的大潮中，交通运输成为了最大的瓶颈。
1825年，伊利运河历时8年修建成功，于是，美国西部丰富的物产可以通过五大湖和伊利运河沿水路源源不断地运送到纽约，成本只有原先的1/20，时间为原先的1/3.这不仅造就了美国经济的巨大繁荣，也使纽约成为了美国最大的经济中心，而修建运河所显现出的巨大经济效益，也直接引发了人们对运河股票的狂热追捧，并启动了华尔街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牛市。
*在这轮牛市中，出现了现代华尔街投机者的原型。他的名字叫利特尔，与杜尔不同的是，他是个独立的经纪人，没有任何的政府关系，因此也无从获取内部信息。他借助市场的短期波动来投机获利，并因成功逼空莫里斯运河股票而一举成名。像利特尔这样的人物一旦在华尔街登场，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们有过一夜暴富的辉煌，也会经历倾家荡产的劫难，不断地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轮回。但他们沉溺其中，和这个市场如影相随，他们是华尔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投机是股票市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样。
*华尔街第一次大牛市的来临还源于当时杰克逊总统的金融政策。一向厌恶欠债的杰克逊总统决心偿还所有国债，他的这一政策使得市场上的证券数量锐减，价格飙升。而伴随所有牛市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股市投机狂热，与此同时，美国西部开发所引发的土地投机也愈演愈烈。同样憎恶投机的杰克逊总统决心彻底根绝投机活动，他强制推行《铸币流通令》，关闭第二合众国银行，他的这些政策成功地抑止了投机，终结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牛市，但也将美国经济带入了萧条之中。
*这次牛市终结和经济萧条对正在悄然兴起的纽约金融市场是个不小的打击，但是，纽约的竞争对手-此时仍具一定实力的费城却因负债过高而在这次经济震荡中受到重创，从此失去了与纽约争雄的机会。
怎么形容19世纪以前在美国大陆长途货运的困难以及这对经济发展的制约都不为过。
当时的道路很少，而且已有道路的路况也很糟糕，陆路运输货物的惟一工具就是马或牛拉的大车。这种情况下，在美洲这块殖民地上，大多数长途货物运输是通过河流完成的。但不幸的是，在东部海岸的河流上只有很短的距离适合大船航行。
美国独立后，这个矛盾变得更为尖锐。新生的合众国的大多数居民都住在阿巴拉契亚山脉①的东面，而它大部分国土却在山脉以西。随着英国人限制西部居住的法令的废除，以及大量土地被赠予独立战争中的老兵，独立战争刚一结束，跨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扩张的人群就开始日益增加。
高昂的运输成本使西部的产品跨越山脉到达东部市场变得极不经济。事实上，中西部的农场主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消费自己生产的农产品，要么通过以下两条途径将产品运到东部市场。第一条途径，经过五大湖区、圣劳伦斯河②以及蒙特利尔③到达东部，但这条路在途中需要在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进行水陆联运。同时，这条途径在冬天是不通的，而且它必须经过英国控制的殖民地。另一条途径，经由密西西比河和新奥尔良抵达东部，这条途径必须经过西班牙控制的殖民地。18世纪90年代，西部产品的运输成为了美国这个新生国家的领导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华盛顿本人评价说：西部居民的忠诚“悬于一线”，因为他们的经济利益更多的依赖于新奥尔良和蒙特利尔，而不是东海岸④。
杰斐逊买下路易斯安那州，解除了外国势力可以通过封锁密西西比河而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潜在威胁，但这并没有解决交通运输的问题。最终一个叫做德威特克林顿的纽约人解决了这个难题，克林顿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同时，也帮助巩固了联邦政府的地位和它对西部领土的控制，而且使华尔街成为了美国的金融中心。
克林顿，1769年出生在纽约一个显赫的政治世家，他的叔叔乔治曾是纽约州的州长和美国的副总统。克林顿身材魁梧，长相威严，天赋极高，年仅17岁就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在毕业典礼的开幕式上他用拉丁语进行了毕业演讲。他很快就被选进了州参议院，在1802年被任命为美国参议员。但第二年他就从参议院辞职，担任了纽约的市长。当时纽约市长的任期是一年，在接下来的12年里，他一次一次地连任。在纽约市长任内，除了主持日常的市政管理，他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关注国家大事，包括交通运输问题。
克林顿敏锐地看到纽约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地理特点中包含的巨大机遇。第一个特点是它紧邻哈德逊河。从理论上来讲，哈德逊河根本算不上一条河流，它实际上是入海口。在纽约北边的奥尔巴尼甚至还可以看到巨大的潮汐，哈德逊河使得航海的船只可以直接驶进纽约州的内陆。第二个特性是它毗邻阿巴拉契亚山脉，这座山脉起于缅因州止于阿拉巴马州，在奥尔巴尼附近有一个缺口，莫霍克河（Mohawk River）在此从西面流入哈德逊河。
在奥尔巴尼和伊利河之间，陆地的海拔低于600英尺（约183米），因此，修建一条运河，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内陆长途货物运输，是切实可行的。
克林顿决定建造这样一条运河-这也就是后来的伊利运河。在当时，这个设想是极其大胆的，从规模上来讲，它是南北战争以前美国最大的工程。在1811年，当克林顿提出修建这样一条运河的方案时，联邦政府拒绝提供任何帮助，因此纽约州不得不独自修建它。
从一开始，政治阻力就十分巨大。很自然地，在运河规划区内的居民都支持这项工程，对这些地区来说，修建工程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不管这条运河从长远来看是否能够盈利。但是纽约州大部分的居民都居住在纽约州的南部和纽约城，他们中许多人都短视地认为这个项目仅仅是纽约州北部一个无关紧要的装饰品，而实际上毫无用处，于是他们激烈抵制，顽强抗争。但是克林顿是个手腕老练的政治家，他最终设法促使州立法机构通过了提案。1817年，他当选为纽约州州长，同一年，伊利运河工程动工了。
1817年7月4日，克林顿为伊利运河进行了破土奠基仪式。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条运河即使能够建成，也将花费几十年的时间，但克林顿宣称-就像150年之后肯尼迪总统宣称将把人类送上月球一样，“我们将在10年内看到，伊利运河的水流进哈德逊河。”同样也如阿波罗登月计划那样，在真正实现之前，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伊利运河全长584公里，从伊利湖到哈德逊河要经过83道水闸，落差为170米。河道有12米宽，1.2米深，全部用人工挖掘而成。当时联邦政府一年的财政支出还不到2 200万美元，而州立法机构为修建这条运河授权的借款就高达700万美元。
为了使这条运河尽快建成通航，克林顿将工作的重点首先集中在“长的水平地段”，这一段位于锡拉丘兹（Syracuse）和赫基默（Herkimer）之间，这一段长为111公里，不需要建立任何的水闸。这一段运河在一年内就建好了，使得该项工程在政治上赢得了支持。
到1821年，354公里长的运河河段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但最艰难的部分还没有开始-必须挖两条水渠连接杰尼西河（Genesee River）和莫霍克河，它们分别长244米和362米，而且其间还需要修建多个水闸。
由于受到不能直接受益的选区的反对，克林顿几乎失去了州长的职位。但是在1825年，比克林顿自定的截止日期提前两年，运河终于修建成功。10月26日，克林顿州长乘坐一艘由4匹灰马拉动的装饰豪华的大驳船从布法罗①出发了。随船装载了两桶伊利湖的湖水。在从运河到哈德逊河沿岸800公里的地区内举行了为期两周的庆祝活动，以庆祝这条运河的诞生。就像一位演讲家所说的：“这是一条最长的运河，开凿者以最少的经验，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实现了最大的公共利益。”
11月7日，克林顿带领一支由小船、驳船和大船组成的满载社会名流的船队，前往桑迪胡克①举行一个通航典礼。克林顿亲自将伊利运河的水倾注到汇集了来自莱茵河、刚果河、尼罗河以及世界上其他12条大河水的大西洋，这个典型的纽约式风格的仪式预示了纽约作为世界商业中心的辉煌前景，正如另一位演讲家所说的：“密西西比河谷的财宝……
将通过已经建成或正在建成的渠道，源源不断地倾倒到（纽约）这个商业中心。“伊利运河刚刚正式开通，就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仅1825年就有大约13 110艘船只穿行于布法罗和奥尔巴尼之间，缴纳的税收达到了50万美元，足以支付纽约州为修建运河所借的债务了。这一年，有4万人经过尤蒂卡②这个小镇，而且旅客流量持续增加。
一个早期的目击者写道：“站在运河无数的大桥上任何一个地方，你会看到令人无法忘怀的景象，在运河上下两个方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都可以看到长长的船队。到了夜晚，船头闪烁的灯光，就像是一大群萤火虫在飞舞。”
坐船的许多乘客是想要离开新英格兰的那些非常贫困的小山区的居民，他们准备到俄亥俄州或更西的地方寻找更好的落脚地，而在运河里航行的绝大多数货船则或是启航于，或是经过，或是驶向纽约。中西部的农产品产量猛增，以前这些农产品被迫绕道密西西比河进行长途运输，现在可以通过克林顿修建的运河迅速运往东海岸。在运河开通前，在布法罗，一吨面粉的价格是40美元，将它运到纽约需要花3周的时间，运输成本是120美元，所以当面粉到达纽约的时候，价格相当于原来的4倍。可是运河开通之后，运送同样一吨面粉只需要8天的时间，而且运输成本只有6美元，也就是说，运输面粉的成本相当于原来的1/20，所需时间约为原来的1/3.对于其他的商品也是一样的。
事实上，在短短几年内，正如一位波士顿的诗人兼医生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①（他是曾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②的父亲）曾不满地抱怨说，纽约已经成为了“舔食美国商业和金融蛋糕上奶油的舌头”。
伊利运河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纽约市的人口开始爆炸似地增长。1820年的纽约人口为123 700，费城的人口是112 000；到了1860年，这两个数字就变成了1 080 330和565 529.同样令人吃惊的是纽约作为一个港口城市的迅猛发展：1800年，美国的外来商品大约只有9%通过纽约港进入美国，到了1860年，这个比例已经跃升到了62%.纽约很快变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新兴城市，城区和未开发地区的界线在曼哈顿岛上以每年两个街区的速度向北推移。由于曼哈顿群岛宽约两英里，这就意味着纽约每年增加大约十英里的新街道。这些街道上经常堆积着大量的建筑材料，阻碍了城市交通，这使纽约很快获得了“交通混乱”的名声，从那个时代起直到现在，这一名声一直和纽约如影相随。
很自然地，纽约商业的繁华和人口的膨胀也在经纪人的业务中得到了反映。但在19世纪20年代，这些“经纪人”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经纪人”（相对于专业化的证券经纪人而言），他们代理的品种范围包括证券、棉花、保险等。可是，伊利运河的修建在当时的美国引发了对运河概念证券的狂热，迅速增加了华尔街以及波士顿和费城等其他主要证券市场的交易量。这些增加的交易量中不少来自于欧洲，因为欧洲的资本也想从迅速发展的美国经济中寻找获利的机会。
实际上，许多美国的运河公司被伦敦的银行所控制，如巴林兄弟银行，其在纽约的代理人是精明的托马斯沃德（Thomas W. Ward）。到1823年底，巴林兄弟银行所拥有的各种运河股票价值不低于24万美元，1824年，又增加了8.2万美元。英国人在美国市场的实力和影响让人不敢低估，并长达几十年之久，正如1833年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开玩笑说：“美国金融市场的晴雨表悬挂在伦敦交易所。”今天，情况正好倒过来，世界所有金融市场的晴雨表都挂在美国的华尔街上。
由于对美国运河概念证券的狂热，证券的首次发行常常获得超额认购。为修建罗得岛州①普罗维登斯的布莱克斯通运河而发行的股票，受到超过首发规模3倍的认购。新泽西的莫里斯运河的股票，后来成为华尔街的很多投机活动的对象，在首发时也获得多倍的超额认购。这些项目，即使最终付诸实施并成功建造，获得的回报也远没有招股说明书上信心十足地宣称的那么高，有些是因为经营不善，有些完全就是欺诈。而其余的，由于遇到了原先没有预料到的附加成本而变得无法盈利。切萨皮克和俄亥俄②运河公司，原计划建造一个伊利运河的南方版本，由于修建运河的途中遇到无数工程上的难题，结果该项目变成了一个无底洞。到1827年，该工程的最终费用估算为2200万美元，是伊利运河成本的3倍以上，因此，该项工程一直没有竣工。
在随后的工业革命进程中，随着新的商业机会不断涌现，我们会看到这种现象在华尔街上不断地重复上演。对未来机会玫瑰色的幻想引发人们盲目地投资于各种尚未开张的公司的证券，于是，股价飞涨。而当公司正式开张，进入运营阶段，面对现实的困境时，股价就崩溃了。当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铁路业开始兴起时，这种现象也发生过。同样，到了20世纪20年代，投资者狂热买入航空公司的股票，而大多数航空公司连一条航线也没有开通过。当时投资者急迫地想参与到未来航空业发展的美好前景中去，他们疯狂抢购一家名叫海岸航空公司（Seaboard Air Lines）的股票，而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一家铁路公司，根本不是航空公司。20世纪60年代，投资者蜂拥购买连锁公司股票，试图从当时尚未被麦当劳和肯德基开发的连锁店市场中获利，而事实上，此类公司在股票首次发行之后，没有几家能够成功。
市场对新证券的需求不断增加，其中既有新公司发行的股票，也有州政府发行的债券，而此时，有关公司和证券的法律尚在襁褓之中，每一个经纪人，无论是经验老道的骗子，还是初出茅庐的新手，都能很容易地将那些价值很令人怀疑的股票卖出。此时（19世纪20年代），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证券市场和华尔街在规模和活跃程度上都相差无几，这两个市场允许公司，甚至是州政府，通过不断去贷新款和发行新股票来筹集资金，以支付利息和股息。而纽约州法禁止这种庞式骗局①的融资方式，这对于未来华尔街能够最终在各个证券市场的竞争中胜出并占据统治地位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到1837年，这轮泡沫似的繁荣不可避免地落幕时，这一点就显现出来了。
* * *
在19世纪20年代末期的牛市行情中，许多经纪人发现他们可以放弃许多其他的经纪业务种类，如保险和彩票，而将精力集中在收益更高的股票和债券上。事实上很多交易活动并没有发生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指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租用的交易场地）中。1821年，交易所的理事会开始在宽街21号塞缪尔毕比的办公室里举行会议，毕比是当时最为成功的经纪人之一。直到1827年，理事会才移到华尔街南边的威廉大街和汉诺威大街之间的商人交易所（Merchant Exchange）。
但是华尔街的大部分交易活动还是在大街上进行的，许多不能成为交易所会员的经纪人在路灯柱下买卖股票。这里的交易量经常超过场内交易量（至少根据交易的股票数量来算是这样，而不是根据市值来计算），这正如现在，如果按交易股数计算，纳斯达克的交易量可以经常超过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交易量。很多新证券在交易所上市交易之前，是在承销商的办公室开始交易的。交易所的日交易量经常不足100股，在1830年3月16日，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的股票仅仅31股，创下了开业以来交易量的最低记录。
在这轮牛市行情中，另一个现代华尔街经纪人的原型人物出现了。此类人物在此之前尚未登场，在此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华尔街，直到今天。他的名字叫雅各布利特尔（JacobLittle），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波特①，是一个造船匠的儿子。利特尔于1817年来到华尔街，这一年在纽约的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伊利运河开始动工了，纽约股票交易所也正式成立了，黑球航线公司（Black Ball Line）开始运营，这是首家横渡北大西洋的客运公司，定期往返于纽约和利物浦之间。在那个时候，定期的客运服务还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但很快成为一种标准化服务，纽约也因此成为美国人跨洋旅行最重要的起点站和终点站，它的这一地位一直延续到喷气飞机时代。
1822年，利特尔在一个地下办公室建立了自己的经纪公司（因为房价高昂，华尔街的每一平方英尺的空间都被充分利用起来，所以地下办公室很常见），此前几年，他在一家经营多种业务的经纪公司-雅各布巴克公司（JacobBarker）供职。在被几次投票否决之后，1825年他终于成为了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会员。
利特尔和上一代的威廉杜尔非常不同。杜尔的特长是获取政府内幕消息（或者更精确地说，他的特色是让别人觉得他能够获得政府的内幕消息），而且，杜尔在需要背叛他的合伙人时会毫不犹豫，他会利用合伙人的钱为自己牟利。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杜尔是个十足的骗子。
但是利特尔是个独立的经纪人，他没有任何政府关系，也没有长期合伙人。他靠比其他证券交易者对市场一些特殊事件的更准确的判断来挣钱，而且他是用自己的钱在牟利。
换句话说，雅各布利特尔是个股票投机者，他是通过市场的短期波动来获利，而不是对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进行长期投资。
投机一直是一个颇受争议的名词，至少在华尔街以外的地方是这样的。投机者经常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市场发展进程中的寄生虫，他们并不创造财富，但却能从中牟利。当然，经纪人们很乐于看到人们热衷于投机，因为他们可以借此进行频繁的交易为自己增加大量的佣金。但是，这些投机活动也大大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提高了交易量，增加了市场的参与者，而这恰恰有助于确保市场产生最公正的价格。但是“投机者”一向是华尔街上一切不幸的“替罪羊”，他们总是会被指责为每一次市场狂热以及必然随后而来的熊市的罪魁祸首。
这些熊市阶段也不可避免地激怒那些对市场运转不甚了解的人们，他们想方设法将投机活动从国家的金融体系中清除出去。可是，即使受到日益严厉的监管和各种“歧视”，例如短期资本利得需要交纳高额的赋税，投机活动不仅幸存下来，而且还日渐繁荣，这足以证明在适当的监管下，投机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顺应市场要求的。另外，投机，很像色情，给它下个定义或许很难，但明眼人却一眼就能辨别出来。正如20世纪初伟大的英国金融家欧内斯特卡塞尔（Ernest Cassel）爵士所说：“当我年轻的时候，人们称我为赌徒；后来我的生意规模越来越大，我成为一名投机者；而现在我被称为银行家。但其实我一直在做同样的工作。”
作为华尔街第一位伟大的投机者，雅各布利特尔通常在市场行情下跌的时候进行操作，他喜欢赌股价的下落。正因如此，他是华尔街第一个以“大熊星”的绰号而闻名的人（但他决不是最后一个）。但是，他最初的名声却是来自于对19世纪30年代最热的股票之一-莫里斯运河和银行公司（Morris Canal and Banking Company，以下简称莫里斯运河）上涨行情的准确判断。1834年，市场飞速上涨，莫里斯运河是这次牛市的龙头股，但利特尔已经知道华尔街的许多大玩家已经卖空了这只股票，正在等待它的下跌。
利特尔看到了机会。在那个时候，卖空者承诺在将来一个特定的时间以特定的价格交付股票，如果股价在卖出日和交付日之间下跌的话，卖空者可以在交付日从市场低价买入，进行交割而获得价差。
但是如果股价上升的话，做空者将遭受损失。更糟的是，至少在理论上，股价是可以无限上涨的，因此对一个做空者来说，潜在的损失是无限的。华尔街有条古老而神圣的规则，正如下面这首著名的打油诗所说的那样。人们通常认为这首打油诗是丹尼尔德鲁①所作，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实际上不是。
卖出没有的，就必须买回来，否则就要蹲监狱。
利特尔组织了一个投机者集团悄悄地购买莫里斯运河的股票。当那些卖空者为了交付股票而到市场上购买莫里斯运河的股票时，他们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利特尔和他的朋友们已经买断了这只股票，他们事实上控制了这只股票所有的流通股。利特尔的集团以大约10美元的平均价格买进了这些股票，不用说，他们是决不会以这个价格将这些股票卖出的。
在一个月之内，莫里斯运河的股价飞涨，达到每股185美元，利特尔和他的同伙大发了一笔横财。
一夜之间，利特尔成为了华尔街上最著名的投机者，并且保持这一名声长达20多年之久，尽管这一期间他曾三次破产。但每一次他都能努力地从失败中站起来，仿佛一只投机的不死鸟从破产的灰烬中重生。最终，他在1857年的市场崩盘中第四次破产，从此一蹶不振。此后数年，他仍然混迹于华尔街直到去世，但他只能零星交易一些小额股票，他的辉煌时代早已一去不返。威廉沃辛顿福勒①关于华尔街的传记是19世纪60年代最畅销的书籍，他这样描述利特尔那样的人：凡是到过交易所的人，都会注意到一些经常光顾市场的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曾有过幸福时光，但他们把他们的钱遗失在了华尔街，他们每天都来到这里，似乎希望在同一个地方找回失去的金钱。这些人是市场的幽灵，他们用毫无光泽的眼睛瞪着报价牌，用干枯的手指着它，似乎在说：“这些都是你们干的！”他们拥挤在大门旁，在交易所的大厅出入，破烂的衣服，褪色的靴子，蓬乱的头发，他们从不洗澡，不刮胡须，憔悴的脸上挂着的笑容比眼泪更令人心酸。
真正成就利特尔的辉煌的是华尔街的第一次大牛市，而这次牛市的到来是源于安德鲁杰克逊政府的金融政策。
杰克逊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出身的总统，他家境贫寒，从小丧父。他学习的专业是法律，并于1788年移民到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在当时，那里仅仅只有几座小木屋。作为一个律师，他很快发达起来，并购置了大片的地产。当大量的人迁居到田纳西州中部茂密的乡村时，这些地产的价格飞速上涨。可是由于一笔地产的账务出错，杰克逊发现自己要对另一个人的债务负责。处理这个案件花了他10多年的时间，由此，他产生了一种对投机、债务以及纸币的终生的恐惧。
当他在1829年成为总统的时候，杰克逊的金融政策很简单：尽快还清国债，关闭第二合众国银行。他非常憎恨这个银行，因为它是东部“金钱权力”的象征。第二合众国银行在美国经历了1812年战争期间近乎灾难性的财政困境之后，由国会在1816年授权建立。但是，像汉密尔顿的合众国银行一样，该银行的许可证规定期限是20年，到杰克逊时，需要对它进行续批了。
这家银行开始阶段经营不善，但当费城的银行家尼古拉斯比德尔①在1823年接管后，它很快就发展成为全美最大的最有实力的银行。因为它是由国会授权的，所以它是惟一一家可以跨州经营的银行。作为联邦政府的财政代理，它在全国的主要城市都有分支机构，它发行的银行券②在全美都可以流通。
比德尔是一位特殊的人物，是美国本土产生的最伟大的银行家之一。在13岁时，他就完成了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位所需的所有课程，但由于他的年纪太小，学校拒绝给他颁发毕业证书。于是他就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用了两年的时间获得学士学位。在15岁时，他作为毕业生的代表作了毕业演说。
当杰克逊成为总统的时候，比德尔可能是全国第二号有权势的人，许多人认为总有一天比德尔自己也会竞选总统，但是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恰恰没有这么做。比德尔的贵族式行为方式（比德尔家族是费城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使得杰克逊对他和他的银行非常反感。
但是在1836年银行的许可证到期之前，杰克逊并不能拿它怎么样。同时杰克逊将注意力放在削减国债上。此时，美国有了大量的财政盈余，因此，在各证券市场交易的联邦政府债券数量在稳步减少。因为合众国银行负责联邦政府债券的发行，所以债券数量的减少也就意味着银行的权力被削弱。州政府债券、运河公司和第一批铁路吸收了联邦政府不再需要的资金，但是由于市场上证券供给的大量减少，加剧了人们对剩余证券的需求，从而抬高了这些证券的价格。
到1834年，杰克逊基本上已经偿清了所有的国债，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实际上也是任何现代大国历史上惟一的一次-完全偿清国债。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双管齐下，一方面提高关税，另一方面，无情地削减开支，尤其是大量减少在一些道路建设等民用设施上的投入。
随着美国的日益繁荣，华尔街上的股票交易商也越来越多。在19世纪20年代后期，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日交易量经常跌到每日100股以下。但到了30年代的中期，每日平均拍卖的股票数目大约为6 000股，1835年6月26日，交易量创下了一个历史记录-7 825股。
但是，当时的拍卖并不是像今天这样的连续拍卖，会员们坐在各自桌边的座位上（现在交易所里的交易“席位”正出自于此），等待交易所总裁或主持人举行每天两次的拍卖，总裁或主持人会依次叫出每一种证券的名字。1836年，在所有挂牌交易的股票中，包括38家银行、32家保险公司、4家铁路公司、4家运河公司以及3家天然气公司的股票（在那时，煤气灯正迅速普及到全美各地）。
大部分的股票交易还发生在场外，交易所理事会对会员的苛刻要求将许多人排斥在外，更多的人往往在投票时被刷掉。这些人都靠证券经纪过活，至少在行情好的时候是这样的。
股票交易的节奏和价格仍然是由理事会来决定，而街头交易多在下午，那时候，交易所的拍卖已经结束，价格已经决定。非会员经纪人通常挤在交易所门口，争取在第一时间听到最新的价格。
1835年12月16日，在这一轮牛市势头正猛时，华尔街遭受了一次灾难，这一次不是金融灾难，而是一次自然灾难。那一天，纽约爆发了火灾，起火的原因至今尚不清楚。大火蔓延，无法控制，整整持续了两天。虽然连费城的消防队员都赶来了，但也无济于事。
恶劣的天气和猛烈的大风使得消防队员无计可施，大火愈加猛烈，熊熊的火焰将费城、波基普西①以及纽黑文②的天空都映红了。由于纽约此时依然缺少充足的水供应，手工运作的消防车不得不离开现场到东河去取水，而且，由于当时正值严冬，消防人员还不得不砸冰取水。
当火势最终得到控制时，纽约的商业中心已经是一片废墟了。大火毁掉了由华尔街、宽街、康提斯小街和东河包围的20个街区的700多座建筑。英国殖民时代的遗迹也随着大火一去不返。今天的曼哈顿，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城市的中心，独立战争前的建筑只有位于百老汇和富尔顿大街拐角处的圣保罗教堂还硕果仅存。
因为这场大火，纽约城中26家火灾保险公司中有23家宣布破产，这使得许多股票的持有者和投保人也跟着破产了。在毁坏的建筑中也有商人交易所，这是自1827年以来纽约股票交易委员会举行拍卖的场所。幸运的是，交易所的一个英勇的员工-JR芒特（J.R. Mout）在建筑崩塌之前设法将交易所的交易记录抢了出来，为此他得到了100美元的奖金。
委员会很快重整旗鼓，在一个临时的场所重新开业了。虽然纽约遭到大火的严重破坏，但这个时期美国的经济蒸蒸日上，这帮助纽约的经纪业很快恢复过来。
此时美国繁荣的经济中的亮点是西部的土地开发，这些项目是由政府新批准建立的银行资助的。1829年，在全美仅仅只有329家银行，8年之后就有了788家。但是，当银行的数目翻了两倍多时，这些银行发行的票据的总值翻了3倍多，从原来的4820万增至1.492亿，发放的贷款翻了将近4倍，从1.37亿增至5.251亿。许多州的银行立法很仓促，所以有许多新银行经营不善（即使没有欺诈的话），它们普遍资本金不足，监管不严，对未来过度乐观。
合众国银行可以通过拒绝接受它认为经营不善的银行的票据来维护它的稳定，但随着它权力的减弱，它控制形势的能力也减弱了。而且，作为毁掉合众国银行的策略的一部分，杰克逊从该银行撤出了政府存款，转而存放在州立银行当中，这些银行因此迅速被杰克逊的政治对手们冠以“被宠幸的银行”的称号。因为增加了存款基础，这些银行可以发行更多的银行券，并以房地产作担保发放了更多的贷款，而房地产是所有投资中最缺乏流动性的一种。
这样一来，最痛恨投机和纸币的杰克逊总统所实施的政策，意想不到地引发了美国首次由于纸币而引起的巨大投机泡沫。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在这次泡沫中，许多的土地都是联邦政府卖给居民或投机者的。政府的土地办公室（General Land Office）在1832年的土地销售总额为250万美元，到1836年这一数字达到了2500万美元，这一年的夏季销售额大约为每月将近500万美元。美国俚语中“做土地办公室的生意”（do a land-office business）的说法就开始于这个狂热时期，意思是“非常兴隆的生意”。
杰克逊清楚地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后来写道：“土地的拥有证只是到银行去贷款的信用凭证，银行把它们的银行券贷给投机者，投机者再去购买土地，很快，银行券又回到了银行，接着又被贷出去，银行券在这个过程中仅仅是充当将宝贵的土地转移到投机者手里的工具。实际上，每一次投机都酝酿着更大的一次投机。”
典型的杰克逊式的做法是将投机活动拦腰截断。他向他的内阁建议：土地办公室只接受铸币支付-金币或银币。但是，因为内阁的许多会员自身都深深地卷入到了这场投机中，所以总统的建议受到了坚决抵制。同样卷入很深的国会当然也不会同意，所以总统只有等到国会休会后的7月11日，将所谓的《铸币流通令》（specie circular）作为一个行政命令签署。它要求，除极个别情况外，8月15日以后购买土地都必须用金币或银币支付。
杰克逊希望他的措施将会阻止全国的投机活动，但这些措施的效果远不止于此，它还对美国经济起了紧急刹车的作用。由于对铸币的需求激增，银行券的持有者开始要求用银行券换取金银铸币。银行为了筹集急需的钱，不得不尽快收回贷款。西部银行从东部银行吸收了大量的金银铸币，但一直很好地保存这些金银币，因为还有其他的政府项目需要资金。
因为联邦政府有大量的财政盈余，但并没有负债，所以钱要么堆放在国库里没有被使用，要么存放在“被宠幸的银行”中。1836年，国会决定将大部分的盈余分给各个州政府使用。它下令财政部从1837年2月份开始，每个季度都从财政部在银行的存款中取出900万美元，并根据各州的人口按比例分配给各州。银行不得不作好准备，以应付存款基数的锐减。
实力较弱的银行，黄金储备较少，但却发行了大量的银行券，所以纷纷开始破产。而那些需要银行贷款的商人也因此步履维艰。股市开始下跌。纽约的日记作者和前市长菲利普霍恩①，在1836年6月他百老汇的新宅奠基后去欧洲看望他的女儿，而当他10月份回到纽约时，发现金融界的氛围完全变了。他在1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这是个艰难的时代”。他列举了几只股票，这些股票在他去欧洲的时候价格超过100美元，但如今仅仅值60或70美元。《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在1837年2月2日（这一天，按照国会的决定，第一笔900万美元的钱从银行，其中大部分是东部银行，转给了各个州政府）
报道：利率从年利7%一下飙升到月利2%，甚至3%.破产开始蔓延。英格兰银行提高利率，以避免黄金流出国门，这导致英国的棉花进口量下降，进一步影响了美国的经济。而且，因为英国国内的利率升高，所以英国的投资者不再愿意将钱投入到美国的证券上，这对华尔街证券市场无疑是雪上加霜。
美国历史上的首次大牛市终于被首次大熊市所替代，但交易量仍然保持很高。事实上，1837年3月，当马丁范布伦①取代杰克逊入主白宫时，交易量达到每天上万股。这是杰克逊并非有意种下的苦果遭到报应的时候了，现在，股票价格复仇似地开始下跌。莫里斯运河股票月初的价格为96美元，在月末仅仅为80美元（到1841年，它几乎一文不值了）。长岛铁路（Long Island Railroad）的股票从78美元跌到64美元。当几个州的州政府试图为它们的债务进行再融资时，发现市场上根本没有人愿意购买它们的债券。
到4月份，菲利普霍恩自己也受到了波及，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投机狂热的日子里我们曾听说过的那些巨大财富，在4月的阳光到来之前，就像冰雪一样融化得无影无踪。
没有人可以逃出这场劫难，我们最终一无所有；只有那些债务很少或根本没有债务的人才是真正的幸福者。“在5月底，全美的所有银行，至少是那些还没有破产的银行，都终止了金币兑付。政府的收入，虽然在1836年达到了5 080万美元，在1837年却只有2 490万美元了，杰克逊的联邦政府不欠债的美好愿景一去不复返了。到1837年初秋，全美90%的工厂关了门，美国历史上首次进入了萧条时期（这仍然是迄今为止美国历时最长的萧条期）。就这次大萧条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值得庆幸的是：那时美国的绝大部分人是居住在乡下，也就是今天的经济学家所称的”货币经济“②之外，感受不到经济崩溃带来的苦痛。他们能够自给自足，直到经济恢复过来。
那些生活在“货币经济”的漩涡之中的人们，像工厂的工人和老板、商人以及华尔街的经纪人，遭受的痛苦就要深重得多。
随着恐慌的过去和萧条的到来，华尔街的商业活动停止了。为了找一个更小更便宜的活动场所，纽约股票交易所在这几年中搬迁了好几次。但是，如果说华尔街遭受了打击的话，那么，费城的金融市场受到的冲击则更为严重。
在人口扩张的几年里，纽约市场的发展速度比费城市场要快得多，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纽约已经成为了最大的、最重要的金融市场。而且，30年代中期的政治和经济事件对费城的影响要比对纽约的影响大得多。这时已经失去了国家授权的合众国银行不得不去寻求所在地政府的授权，这样，它的名字就改为了冗长的费城合众国银行①。但是由于没有国家授予的经营权，它就只是一家州立银行，这使得它那原先造就费城金融市场繁荣的威力不复存在。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当大萧条来临时，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发现它没有能力偿还2 000万的巨额债务，所以只能拖欠债务的本金和利息。由于费城的银行都是以州政府债券作为储备的，所以州政府违约对它们的打击跟大萧条的打击一样严重。而纽约，它的债务只有区区200万，完全能够偿还。当纽约的一些银行关门时，另一些经营得比较好的银行仍然幸存了下来。这样，已经位于第二的费城，在金融业务总量上更加被纽约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因此，在这个时期，“华尔街”作为美国金融市场的代名词进入美国人的字典绝不是偶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所代表的含义就会越来越名副其实。但不无讽刺的是，华尔街似乎只有在历经了火灾、恐慌和萧条的洗礼之后，才能最终真正成为美国金融市场的代表。
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在这个时代……
1807年罗伯特富尔顿乘着自己设计的平底蒸汽船，由纽约市码头出发，32小时后抵达奥尔巴尼，成功地进行了首次轮船航行。
1819年美国和西班牙签订条约，西班牙把佛罗里达割让给美国，并放弃对俄勒冈地区的全部领土要求。
1821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土地法》，降低出售土地的单位面积。19世纪20年代，美国开始西部开发。30年代，土地投机热升温。
1825年伊利运河修建完成。此后，华尔街开始了对运河概念股的狂热投机。
1835年纽约发生大火。
1836年杰克逊总统签署了《铸币流通令》。随后，美国经济出现大萧条。
1836年“华尔街”一词开始代表纽约证券市场。
也在这个时代……
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8.7%（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报告）。


铁路的发明，带来了美国经济的飞跃增长，也极大的扩大了资本市场的规模和影响力；电报的产生，则迅速确立了华尔街作为美国资本市场中心的地位；而1848年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带来了美国经济和华尔街新一轮的快速增长，纽约的人们过着销金蚀银的挥霍生活。
然而，到了1857年，各种衰退的迹象开始显现，“除了再来一场大崩溃，这一切还能以什么收场呢？”……

（1837——1857）
*这个时期，对人类社会影响重大的两项技术出现了：铁路和电报。
*铁路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直接和迅速的。铁路作为一种新的交通运输方式，比此前出现的运河效率更高，所受的地理条件的限制更少，它把无数小规模的地方经济连接在一起，越来越多的产品的生产实现了规模化；同时，铁路对于钢轨、机车、车箱和煤的巨大需求也推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重工业企业的发展，并造就了第一批工业时代的产业大军和百万富翁。
*铁路的发明也对华尔街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铁路的修建需要巨额资本，由此产生了巨大的融资需求。铁路证券成为了华尔街投资的主要品种，而对铁路股票的疯狂投机与铁路本身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共同带领华尔街进入了一段非比寻常的历史时期。
*电报的发明，在彻底改变人类信息传递方式的同时，也对华尔街证券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纽约股市开盘价格传递到费城所需的时间从30分钟锐减到几秒钟的巨大变化过程中，华尔街对于其他地区性证券市场的影响力大大增加，这些地区性的证券市场被迅速边缘化，纽约从而一举确立了作为美国金融中心的地位。
*这个时代的股市英雄，以德鲁为代表。出身贫寒、靠贩卖牲畜起家的德鲁，来到了华尔街这个刀光剑影的博弈场上，对基督教虔诚的信仰丝毫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惯用各种阴谋诡计的股市超级玩家。
* 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金矿，引发了全美国的淘金狂潮，大量的黄金支撑着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华尔街也因此再度繁荣。但到1857年，各种衰退的迹象开始显现，华尔街上的银行和经纪商开始破产，恐慌扩散到伦敦和巴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金融恐慌开始爆发。到这一年年底这场灾难过去的时候，纽约有一半的经纪商破产，而华尔街的一些革命性的变革即将在这短暂的消沉之后来临。
1837年大崩溃之后，华尔街多年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那些除了证券之外还同时经营其他业务的经纪商在这场大崩溃后得以生存下来，但很多已经开始专营证券经纪业务的经纪商们则没有那么走运。那些已经在交易所占有一席之地的交易所会员比起场外经纪商（也称街边经纪商，或路边经纪商）日子要好过得多。在19世纪30年代牛市的最高峰时期，场外经纪商因为不能进入股票交易所，曾组建了一个交易所与正式的股票交易所抗衡，它被称作新交易所（New Board）。但到了1839年，这些经纪商中有3/4都已经破产，到了1848年，新交易所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此时的欧洲和美国一样，也处于一片大萧条之中，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对美国证券的需求也相应大大减少了。更糟糕的是，截至1842年，美国共有超过9个州的州政府无法偿还其债券，这使得美国证券在欧洲市场上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当时在欧洲市场上，就连南美洲的一些市政债券也比美国国债的售价高。洛希尔①银行巴黎分行的总裁曾经这样对美国人说：“你们回去这样告诉你们的政府，你们在欧洲见到了欧洲金融界的巨头，他们说，美国人在欧洲借不到钱，一分钱都借不到。”
与早期相比，华尔街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沿着华尔街西角一字排开的富丽堂皇的砖石大厦，现在大部分都让位于褐色砂石粉面的四、五层的办公大楼。曾经作为临时国会大厦的旧市政大厅在19世纪30年代被拆除，在原址上取而代之的是海关大楼。
海关大楼屹立在宽街的街头，是19世纪30~40年代非常流行的希腊复古式风格建筑，它自从建成以后就一直是许多华尔街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所，1862年它成为美国国库在纽约的分部，1883年，在英国撤离美国的百年纪念日，在它的门前立起了一尊乔治华盛顿的雕像。
位于华尔街南边的商人交易所在1835年的大火中毁于一旦，取而代之的是于1842年重新开业的更大的新的商人交易所。直到现在，它依然屹立在那里。
但是在这段时间内，华尔街的外观最显著的变化还是在前两座三一教堂原址上建起的第三座三一教堂，它紧靠着华尔街的西端，横穿华尔街百老汇。1709年建成的第二座教堂从结构方面来说相对简单些，随着纽约的发展，最重要的圣公会教区（Episcopalparish）
也随之发展起来。1705年，安妮女王（Queen Anne）把位于城北名为“女王农场”的一些土地赐给当时面积很小的教区，这块土地现在位于曼哈顿西边地势较低的地段，总面积达到1.1公亩。随着纽约市在19世纪早期爆炸式的扩张，这份女王的馈赠也随之迅速增值。到1840年，三一教堂就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教区的教堂，直到今天还依然如此。由于年久失修，教区委员会决定建一座更大更堂皇的大楼来替代它。
新的三一教堂是用褐色砖石建成的，在纽约市的历史上，它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教堂的尖顶直冲云霄，高达84米，在布鲁克林的曼哈顿城堡建成之前，它一直是纽约市的最高点。就像现在的帝国大厦一样，教堂在当时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客，游客只有在付费之后才能爬上尖顶观赏风景，教堂管理人员也因此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收入。在1864年教堂落成后-那一年墨西哥战争的爆发最终结束了经济衰退-这个“上帝的企业”①在不经意间变得极其富有，它也因此成为华尔街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象征，其知名度甚至超过了纽约股票交易所和摩根银行。

* * *
就在华尔街的外观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处于萧条之中的美国经济也悄然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最重要的改变来自于19世纪最有前途的发明-铁路。运河只是部分缓解了陆路长途运输的问题，而铁路则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开挖运河不仅极其昂贵，而且适宜开挖运河的地段非常有限。那个时代，中产阶级年收入只有1 000美元，而伊利运河每英里的造价高达两万美元。而且要保证通航，运河里必须有大量的河水，因此只有在降雨量大的地区才适于修建运河。由于北方冬天气候干燥少雨，因此运河在冬天基本处于断航状态。倒霉的切萨皮克和俄亥俄运河的股东们还发现，在多山的地区开挖运河非常不划算，因为在这些地区需要建造船闸来升降驳船，而这使得运河的建造更加昂贵。相比之下，铁路几乎可以在任何地区都能建造，并且不受季节的影响，四季通行。
早在17世纪中期，采矿工人偶然发现，如果把货车放在铁轨上，靠牲口可以拉动比平时多得多的货物。但是这一发现没有在矿山之外的地区得到应用，直到出现了比马更强大的牵引动力。当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的旋转式蒸汽机技术在1784年日趋成熟时，工程师们开始思考如何在铁轨上把蒸汽机和马车车厢结合到一起工作。但是，当时瓦特设计的蒸汽机，每分钟只有12转，连蒸汽机自身都推不动，更不用说拉货或者拉人了。在18、19世纪之交，英国的理查德特莱威狄（Richard Trevithick）和美国的奥利弗埃文斯（OliveEvans）分别独立发明了高压蒸汽机之后，铁路运输成为可能。瓦特的蒸汽机用蒸汽推动活塞，然后利用真空使活塞回到原位，而特莱威狄和埃文斯的蒸汽机则全部使用蒸汽来回推动活塞，而且所产生的压强要远远高于瓦特蒸汽机。这种蒸汽机巨大的“吐气”声，使它获得了“喷气的机器”的绰号，而正是这种蒸汽机使陆路交通变得前所未有地快捷和便宜，并且几乎可以通达任何地方，它也因此成为了推动整个19世纪经济发展的动力。
为了对这一发明以及它所带来的革命性的变化有一个大致的概念，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在18世纪20年代，挖一条横穿纽约州的运河已经是人类极限了，但仅仅半个世纪以后，联合太平洋铁路（Union Pacific Railroad）已经能够横跨整个美国大陆了。
奥利弗埃文斯，这个已经被人们遗忘的美国天才，早在1813年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前景。“这样一个时代终将到来，”那一年他写道，“人们会坐在蒸汽机牵引的车厢里，在城市之间往返旅行，就像飞鸟一样快……乘坐一列这样的火车，早晨从华盛顿出发，旅客们可以在巴尔的摩吃早餐，在费城吃午餐，当天晚上可在纽约享用晚餐……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铺设两条双向铁轨，这样，两列火车可以相向而行，夜晚也可以行车。”
不幸的是，埃文斯于1819逝世，他没有来得及亲眼看到他的设想变成现实。铁路的发展并不是仅仅依靠一项发明，相反，它需要一整套复杂的技术，因此铁路运营真正成熟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英国工程师乔治斯蒂芬森（GeorgeStephenson）第一次将铁路运营的各项要素整合在一起，1829年他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两个城市之间修建了一条铁路，曼彻斯特处于内陆地区，这条铁路使得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的曼彻斯特的制造业直接与出海口相连。
斯蒂芬森的铁路一炮打响，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并且很快被别人竞相模仿。在曼彻斯特至利物浦的铁路开通时，巴尔的摩至俄亥俄的铁路已经在建设之中了。由于工程师们认为路上的弯道太急，不适于用蒸汽机作为动力，因此最开始是考虑用马来作为牵引的。后来，纽约的工程师兼实业家彼得库珀（Peter Cooper）制造出美国第一台名为“拇指汤姆”①的机车，改变了他们原先的想法。由于找不到一个很好的通汽管，库珀实际上是使用枪管来连接蒸汽机和锅炉的。“拇指汤姆”在巴尔的摩至俄亥俄之间的铁路上以18英里（约28公里，1英里约合1.6公里）的时速行使，这让当时那些习惯了马儿小跑的人们目瞪口呆，惊诧不已。
巴尔的摩至俄亥俄之间的铁路只是当时正在兴建的诸多铁路中的第一条，到1835年美国已经有1000英里的铁路线在运营了。到1840年，这一数字达到了3000英里，到1850年达到1万英里。南北战争爆发时，已经总共有3万英里的铁路线纵横交错在美国大陆上。
铁路大大地改变了人们生活的节奏。在1829年，安德鲁杰克逊从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到华盛顿就职总统，坐马车走了一个月。到了1860年，这段路程只要3天。铁路大大激发了人们对长途旅行的兴趣。在南卡罗莱纳州的两个城市查尔斯顿和汉堡之间的第一条铁路通车以前，两城市之间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马车，并且一周只能跑3次，但仅仅5年之后，这条铁路线每年运送的旅客就达到了3万人次。
尽管铁路对客运影响巨大，但受惠更多的是货运。正如伊利运河的开通使得五大湖区和纽约市之间的货物运输成本减少为原来的1/20那样，铁路的开通将它所有连接的内陆站点之间的货物运输的费用以类似的比例大大降低。因此可以这么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项发明能像铁路这样对世界产生如此迅速和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我们有理由说，正是铁路把无数小规模的地方经济联系在一起，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1886年，经济学家亚瑟T哈德利（Arthur T. Hadley）在他的经典著作《铁路交通》（Railroad Transportation）中写道：“在我们祖父的那个时代，货物运输费用极其昂贵，小麦只能在它产地周围200英里的范围内被消费掉。但是今天，俄罗斯的小麦、印度的小麦和达科他州的小麦直接竞争，敖德萨①的小麦产出直接影响着芝加哥小麦市场的价格。”
受到铁路影响的远不止小麦。在铁路出现以前，由于区域性市场的需求量很小，许多工业产品往往可以用手工生产。但随着铁路的开通，在制造领域内实现规模经济成为可能，越来越多的工业产品生产随之实现了规模化，这样就大大削减了成本，降低了价格。铁路对于钢轨、机车、车厢和煤（尽管美国早期铁路的燃料主要来自于美国丰富的木材资源）
的巨大需求也推动了历史上第一批重工业企业的发展，这些企业雇用的工人数量巨大，前所未有，铁路同时也创造了工业时代第一批象彼得库珀这样的富翁。
19世纪余下的美国经济政治史，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这个国家如何学习管理、监管以及公平分配铁路这一新兴事物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但首先需要的是开拓新的融资方式以获得修建铁路的资金。建设铁路的费用相比于运河开挖要便宜得多，但还是不可能由个人和家庭来承担，而在19世纪以前，大部分企业都是通过个人和家庭来融资的。铁路业不仅是资本密集型行业，而且在铁路发展初期也无人能够准确地把握它的前景。
最早的铁路通常是区域性的，距离很短，通常是把一个小镇和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连接起来，这些枢纽通常是一条河或者一个港口。因此建设这些铁路的资金通常来自于铁路沿线的居民，他们也很快成为了这一新的交通工具的直接受益人。但是许多开始只在铁路沿线销售的债券很快就在华尔街和其他金融中心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经纪人开始承销这些铁路证券。
铁路证券成为华尔街的主要品种，正如一代人之前的州政府债券和联邦政府债券。1835年，只有3家铁路在交易所挂牌交易，到1840年已经有10只铁路股进行交易了，而10年之后，这一数目迅速膨胀到38只。到南北战争爆发时，铁路股票和债券相当于美国证券的1/3.在美国的早期铁路之中，伊利铁路最为特别。与其他地方铁路不同，伊利铁路从一开始就计划作为铁路干线来建设，在1851年完工之际，它曾一度成为世界上最长的铁路，但它的这一地位也只是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而已。与其他出于经济需要而建设的铁路不同，伊利铁路是政治的产物，因此也就决定了它永远摆脱不了政治所带来的影响。为了赢得人们对于他所热衷的伊利运河的支持，德威特克林顿曾对纽约州靠近宾夕法尼亚州一线的选民（他们被称作“南方阵线”）允诺，州政府要帮助他们修建一条他们自己的“通衢大道”，来连接哈德逊河和五大湖区。
建设这样一条通衢大道，开凿运河不是一个选择，因为开凿运河无疑要穿越卡茨基尔和阿勒格尼（Catskill and Allegheny Mountains）崎岖不平的岩石山区，所以最初的计划是要修一条收费公路。但是，在曼彻斯顿至利物浦的铁路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后，“南方阵线”开始要求克林顿州长修建一条铁路来兑现他的诺言。而伊利运河经过的县郡当然不希望在南边出现与之相竞争的运输干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伊利铁路终于在1832年4月24日从纽约州立法机构拿到了建设许可证。既便如此，许可证上的条款使伊利铁路的实际建设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许可证的条款要求公司筹集1 000万美元资金，并且只有在它的一半股票已经被认购之后才能正式组建公司。即使以现在的标准衡量，这次股票承销的规模也是巨大的。而且它还具体规定了整个铁路线只能在纽约州之内铺设，不允许它与任何外州的铁路相连（到1850年，纽约州立法机构也意识到了这条禁令的愚蠢之处，于是通过了另外一条铁路法案要求伊利铁路尽可能地与其他铁路相连）。
许可证还有条款要求伊利铁路的轨距为6英尺（约1.8米），这更进一步阻碍了它与其他铁路线相连接。最初的铁路所采用的轨距依不同的工程师而不同，但4英尺8.5英寸（约1.4米）的轨距很快就成了大部分铁路线都采用的标准轨距。在许可证的限制下，伊利铁路直到19世纪末期才得以采用了标准轨距。
许可证还规定，伊利铁路最初只允许修建483英里（约777公里），从位于新泽西边界北面的哈德逊河西岸的偏远小镇皮尔蒙特，到位于伊利湖岸的另外一个偏远小镇敦克尔克。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有政客们才会想到把这条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铁路铺设在这样两个鲜为人知的小镇之间。崎岖不平的路线给工程施工带来了很多技术上的难题，一开始预计的投资额只有1 000万美元，但等到完工时，伊利铁路的造价竟高达2 350万美元。公司被迫一次又一次向州政府借款和到华尔街筹集所需要的资金，最后形成的特殊的资本结构，几乎就是铁路建设融资的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一些债券以可转换债券的形式发行（意味着债券持有者可以根据需要把它们转换成股票），有一批可转换债券甚至允许持有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债券和股票之间来回转换，这在华尔街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特性使得它成为了近乎完美的投机工具。由于伊利铁路大量发行了各种证券，伊利铁路公司的股票和债券几乎成为了为投机者从事投机活动而专门搭建的平台，结果，这条铁路在后来的年代里，被称作“华尔街上的'猩红女人'”①，因为它让所有受到诱惑的投资者都伤透了心。
早在伊利铁路开始运送旅客和货物前，它就成了华尔街的投机工具。19世纪30年代的华尔街还很难全部满足伊利公司巨大的资金需求，因此伊利公司在伦敦市场上也发行了大量证券。在伦敦市场上发行的证券虽然数量巨大，但却被大部分的纽约经纪商所忽视，雅各布利特尔抓住这个机会成就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一次金融炒作。1837年，就在股市大崩盘之前，全华尔街就都知道了利特尔在卖空伊利股票，几个经纪商决定开始买入伊利股票，并在利特尔需要交付股票之时，狠狠地杀他一把。他们悄悄地买进纽约市场上伊利股票的流通股，耐心地等着利特尔需要平仓的那一天-他们相信，那时候，股价会涨到天上去。
但利特尔早就在伦敦市场上购买了足够的可转换债券，等到必须履约交付股票的那一天，他优雅地走进伊利公司的办公室，把他的债券转换成了股票，然后拿着这些股票去履行合约。而那些经纪商-也就是他的对手们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他们的手里积压了大量的伊利股票，而且一旦他们出货，他们就会遭受巨大损失。

* * *

南北战争在给美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带来了战争融资的巨大需求并因此推动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使之一跃成为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在一个无比繁荣的牛市中，“浮华世界不再是个梦想”……
（1857——1867）
*这个时期的美国，经历了它历史上最大的创痛-南北战争。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00年中人类最大的军事冲突，它的规模和破坏力都是此前人类无法想像的，而同样影响深远的是，如何满足这第一场现代意义上的战争的巨额资金需求，也为此后的战争融资提供了经典的范例。华尔街帮助北方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融资，使它最终战胜了在财政方面陷入困境的南方政府，而成功地引导北方政府走向胜利的华尔街，也在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经济需求和为战争发行的巨额国债的催生下，走向了繁荣的牛市。
*传统上，政府为战争进行融资，主要依靠征税和大量印钞，这是南北方政府都能想到并做到的。而华尔街上年轻的银行家-库克为北方政府所做到的是南方政府所没有想到的。他没有采用传统的私下里向银行和经纪商出售债券的方法，而是革命性地通过华尔街向公众发售战争国债。他告诉普通美国人，购买这些战争债券不仅是一种爱国的表现，也是一笔很好的投资。到战争后期，库克出售国债的速度已经超过北方政府为战争花钱的速度。而与此同时，严重依赖发行纸币支付战争费用的南方政府，此时的通货膨胀率是战前的9 000%. *南北战争给华尔街和纽约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繁荣。具有绝佳讽刺意味的是，在成千上万活生生的战士在前线失去生命的同时，一夜之间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证券市场的华尔街使得纽约成为了一个繁华都市，“浮华世界不再是个梦想”。前所未有的牛市不仅给纽约带来了纸醉金迷、一掷千金的生活，各种交易所也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华尔街上，场外交易所的交易量甚至一度超过了纽约交易所。有趣的是，因为日进斗金的经纪商们忙忙碌碌穿梭在华尔街上，没有时间再在中午的时候回家用餐，无意中造就了现代美国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文化之一-快餐文化。
*北美洲这片新大陆上一个典型的自我奋斗式的英雄-范德比尔特，此时在华尔街登场了。这位16岁就向母亲借钱购买了第一艘驳帆船的冒险家，在航运事业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航线远至中美洲和欧洲。拥有巨额的财富并没有使范德比尔特裹足不前，在将近70岁的高龄，他看到了他所在的时代发生的一个深刻变化-铁路出现了。尽管他曾在一次铁路事故中差一点被这种在当时还远不能称得上完善的新生事物夺去生命，但他还是毅然决定涉足铁路事业。他开始在华尔街上逼空铁路股票。
*依靠无与伦比的财力和超人的智慧，从未涉足华尔街的范德比尔特在华尔街最大的一次股票围歼战中傲视群雄，成功地击败了最老练的投机商，从而一举确立了他“之于金融，正如莎士比亚之于诗歌、米开朗基罗之于绘画”这样至高无上地地位。然而，随着铁路控制权大战愈演愈烈，在随后的年代里，他将不得不面对同样老谋深算的德鲁和另外两个年轻的投机家：古尔德和菲斯科-他们即将共同演绎一场华尔街上最为惊心动魄的搏斗。
中国有句古话：战争是由银子堆出来的。虽然单个战役的胜利与否取决于战斗时使用的策略、火力、勇气和运气，但从长远看，战争的最终胜利几乎总是属于那些能够将其经济实力有效转化为军事实力的一方。
美国南北战争是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的第一次大冲突，也是拿破仑陷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00年中人类最大的军事冲突，其规模是空前，也预示了在即将到来的20世纪初期人类将要进行的全球范围的决战①。因此，南北双方都面临着战争时期前所未有、也无法预知的财政需求，都不得不想出办法来满足这一巨大需求，同时不对原本的经济结构造成过大的冲击。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方联邦成功地应对了这些挑战，而南方邦联未能做到，这对战争的最终结果起了重大的影响。
从一开始，战争双方都面临着极度困难的财政状况。由于从1857年开始的大萧条，此时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已经连续4年出现赤字，主要靠借短期贷款来弥补财政赤字。1857年联邦政府只有2 870万美元国债，1861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了6 480万美元。1860年12月，当南方各州开始一个一个地宣布脱离联邦的时候，国库中甚至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国会议员的薪水。
1860年12月，联邦政府平均每天的费用支出只有17.2万美元，但是到了1861年的初夏，当战争打响的时候，每天的费用高达100万美元。到了这年年末，这一数字涨到150万美元。1861年12月，北方地区的大部分银行停止用黄金支付债务，几天后联邦政府也被迫如此。整个国家已经脱离了金本位，华尔街一片恐慌。“国家的根基已经动摇，”林肯（Abraham Lincoln）说，“我该怎么办？”
为大规模的战争进行融资有三种基本方法。第一，政府提高税收。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联邦政府征税的范围几乎包含了任何可以征税的东西，个人所得也第一次被列为课税对象，大约21%的战争费用是通过税收支付的。从某种角度来讲，美国税收总署（IRS）的前身-美国税务总局（Bureau of Internal Revenue）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无疑是南北战争中最大的传奇之一。
第二种方法是开动印钞机大量印钞，这也是独立战争时期所使用的主要手段。在南北战争时期，联邦政府总共发行了4.5亿美元所谓的“绿背纸钞”（简称绿钞）①，占了战争费用融资的13%，并引发了战时通货膨胀，使价格水平上涨到战前的180%.而南方政府拥有的融资手段远远少于北方政府，它被迫不断印钞以支付超过一半的战争费用，这使南方的经济完全失去控制，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南方的通货膨胀率达到战前的9 000%.绿钞的发行给华尔街带来了意想不到但却十分有意思的影响。当绿钞和金币同时流通时，最古老的经济规律-格雷欣法则②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开始发挥作用了。当时虽然法律规定了绿钞和金币可以平价消费，但当消费者在实际支付中，总是首先选择使用绿钞，而不使用金币。金币很自然地从流通中消失，而被藏于千家万户的床垫下。但是金币在某些流通环节中是必需的，例如缴纳关税。（联邦政府要求，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绿钞，但对自己却网开一面。）于是，华尔街上立刻出现了黄金交易和黄金投机。在开始的时候，纽约股票交易委员会允许在交易所里进行黄金交易，但是，人们发现，当北方军队取胜时，黄金的价格就下跌，当南方军取胜时，价格就上升，交易所委员会据此认为黄金的交易行为不够“爱国”，于1862年停止了黄金交易。为了满足对黄金交易日益增长的需求，场外经纪商很快将吉尔平新闻办公室（Gilpin's News Room）作为交易所进行黄金交易，这个交易所显然是以其中一名组织者的名字命名的。它于1863年正式营业，任何人只要支付25美元年费就可以成为它的会员。
如同股票交易所一样，吉尔平交易所的黄金价格也与联邦军队的战绩是相反的走势。
在葛底斯堡战役①前夜，287美元的绿钞才能兑换100美元的黄金，创下了绿钞价格的新低。不用说，黄金的价格牵动着很多人的心，除了人们在一些必要的贸易环节和缴纳关税时需要用到黄金，因此黄金的价格和他们休戚相关以外，华尔街上数以百计的黄金投机者也希望通过预测双方军队的胜败来投机黄金以牟取暴利。只要比公众早几分钟得到前线的消息，就意味着巨大的财富，因此投机商们经常在北方军和南方军中同时安插为自己刺探消息的代理人，也因此经常比华盛顿更早、更清楚地了解即时战况。事实上，华尔街早于林肯总统知道了葛底斯堡战役的结果。
黄金投机商为了在黄金投机上获利，经常毫无感情地把赌注压在北方军失利一边，他们因此受到广泛的抨击和谴责。媒体经常称他们为“李将军②在华尔街的左路军”，林肯总统则公开诅咒“所有这些罪恶的脑袋都应该被砍掉”。但是黄金交易商们无暇顾及这些批评，对于他们中的幸运者和投机高手来说，此时有太多的钱等着他们去赚。
在当时，黄金从卖方转交给买方的过程中充满了危险。在发生了几起大的黄金抢劫案之后，纽约银行开始充当黄金保管人，保证黄金安全地在银行内部转手。即使这样，风险依然存在。1865年，曾经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拥有过一个席位且信誉良好的凯特汉姆父子公司（Ketchum，Son Company），伪造了纽约银行的几百万美元的黄金汇票，并且成功地提出黄金，一走了之。
1864年6月17日，国会颁布法令，规定在经纪商办公室以外的任何地方买卖黄金都属非法。这条法令除了关闭吉尔平交易所并将交易者驱赶到大街上之外，带来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加大了黄金和绿钞之间的差价。很明显，这个结局并不是国会想要的，所以仅仅两个星期之后这条法令就被废止了，吉尔平交易所又重新营业，而投机依然和以前一样疯狂。包括JP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利维P莫顿（Levi P. Morton，后来当选为美国的副总统）、贺瑞斯克拉克（Horace Clark）、范德比尔特的女婿在内的股票交易所的会员和华尔街人士，都意识到了黄金交易是无法避免的，于是在当年10月，他们一起创建了纽约黄金交易所（New York Gold Exchange），它很快被人们称为“黄金屋”。
据当时的人回忆说，这个黄金屋像一个“阴冷潮湿而充满怪味的大洞穴”，屋里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钟形标度盘，上面只有一个指针，这个指针用来显示黄金的当前价格。这个指针稍微动一下，就有黄金交易商发财或夭折。虽然黄金屋已经比先前杂乱无序、充满投机的吉尔平交易所（它在黄金屋开始运作以后就关门了）进步了很多，但对于那些心脏或神经比较脆弱的人来说，这个地方依然使他们望而却步。
为战争融资的第三个方法是借款。联邦政府也的确这样做了，并且借款的规模超过了此前任何其他国家所能想像的。1861年美国国债总额只有6 480万美元，到1865年已经激增到27.55亿美元，增长了42倍之多。战前政府支出总额从未超过7400万美元，但到了1865年，仅利息支付一项就是战前政府支出总额的两倍多。
联邦军队在布尔溪战役①遭受惨败几天之后，财政部长萨蒙P切斯（Salmon P. Chase）亲自到华尔街以7.3%的年利率发行5 000万美元的债券，他选择这个利率显然是为了使100元面值的债券每天能产生两分钱的利息。虽然他筹集到了这笔款，但切斯清楚地意识到这样一笔资金对当时的华尔街银行来说已经很难负担，而对于政府的长期需求来说，这只是极小的一部分。
显然，原来的借款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政府需要了。幸运的是，陪伴财政部长去纽约的是一个名叫杰库克（JayCooke）的年轻银行家。库克的父亲是个律师兼国会议员，库克在俄亥俄长大，此后定居费城，就在内战打响时，他在费城开了一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私人银行。于是联邦政府请库克（他的父亲和切斯是老相识）作为代理人来帮助发行一系列5~20年期的新债券，这些债券可以在5~20年之内赎回，年利率6%，用黄金支付。
库克改变了以往把债券私底下出售给银行和经纪商，这些银行和经纪商再将这些债券作为储备持有的传统模式。这一次，库克在报纸和传单上广泛宣传要发行的债券，并说服财政部将这次发行的债券面值缩小到50美元。他在报纸上讲了很多故事，告诉美国普通的工薪阶层购买这些债券不仅仅是一种爱国表现，也是一笔很好的投资。债券销售的成功远远超出了原先最乐观的估计。
在南北战争前，美国持有证券的人数远不到总人口的1%.除了富人以外，一般美国人还是习惯于把多余的现金藏在床垫之下，但是库克使得有5%的北方人口购买了国债。到战争结束时，库克卖国债的速度已经比政府战争部花钱的速度还快。
随着大量债券的流入和大量债券持有者加入到金融市场，华尔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尽管股票市场在战争爆发时狂跌-股票市场几乎总是这样，但投资者随后开始意识到战争将旷日持久，不仅可交易证券的数量将大大增加，而且政府大量的支出将流向诸如铁路、钢铁厂、纺织厂和军工厂等公司，而这些公司产生的利润将流入华尔街，与此同时这些公司也要从华尔街获得急需的资本。
华尔街历史上最繁荣的牛市即将开始。

* * *
华尔街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世界第二大证券市场，仅次于伦敦证券市场。在这疯狂的增长之中，纽约股票交易所依然在每天的上午10∶30和下午1点举行两次竞价拍卖，这显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巨大的交易需求了。其他的交易所也随之开始涌现出来，吸收这些过剩的交易量，就像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华尔街牛市时期一样。其中有一个名称不雅的“煤洞（Coal Hole）交易所”，起先只是在地下室进行交易，但很快它的交易额超过了纽约股票交易所（纽约股票交易所在1863年以前被称作常规交易所（Regular Board），1863年以后改名为纽约股票交易所，这个名字一直延用至今）。
煤洞交易所在1864重组为公开经纪人交易所（Open Board of Brokers），虽然仅存在了短短的5年时间，但对华尔街的发展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它抛弃了原先证券交易所惯用的那种坐在自己席位上“绅士式”的拍卖方式（纽约股票交易所此时还采用这种交易方式），而采取了连续竞价的拍卖方式。经纪商可以在交易大厅不同的指定位置同时进行不同证券的交易，这些位置仍然叫交易席位（或称交易台或交易柱）。这来源于路边交易市场的交易方式，因为在路边交易市场上，交易商们聚集在不同的街灯灯柱旁进行不同股票的交易。
这种新的交易系统不仅可以让人们更加准确地知道市场价格，而且也使交易量大为增加。到1865年，公开经纪人交易所（重组后的煤洞交易所）的交易量已经达到了纽约股票交易所的10倍之多，纽约股票交易所第一次遇到了对其在华尔街上独一无二地位发起真正挑战的对手。它的领导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以前在华尔街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交易所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进行改革。
据估计，到1865年，华尔街的年交易量已达到了空前的60亿美元。“很多经纪人每天可以赚取800~1 000美元的佣金，”詹姆斯K迈德伯瑞在1870年指出，“在当时，1 500美元相当于一个相当不错的中产阶级一年的收入。”“全民都加入到这个行业之中，办公室挤满了人……纽约从来都没有像这样繁荣过。百老汇停满了车，时尚女装的经销商、服装生产商和珠宝商都大发横财。在周末的第五大道和平日的中央公园都会举行各种盛大而精彩的露天表演，从来都没有如此丰盛的晚宴、隆重的招待会和盛大的舞会。城市的大道被各种华美和奢侈的物品装点，让人惊叹不已。终于，浮华世界不再是个梦想。”与此同时，在真正的战场上，成千上万的战士在这场内战中死亡，阵亡人数超过了以前全部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
受1857年大崩溃影响而倒闭的矿业交易所在1870年重新开业了，而且很快就开始大量交易诸如乌拉乌拉古尔奇黄金开采及加工公司（Woolah Woolah Gulch Gold Mining and Stamping Company）之类的股票。其中有些公司是合法的，有些则完全是骗子公司，有些则兼而有之。当时的一个华尔街人士报道说，一个叫作加纳希尔（GarnerHill）的公司以高价发行100万股，首次募集资金达到160万美元，公司早期的投资者除了最早投入的3万美元和后来扔进去的7万美元应急费用外，可以净赚150万美元。
另外一个交易所-石油交易所（PetroleumBoard）也在1865年成立，当时，为开发宾夕法尼亚州油田而成立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石油交易所就是用来交易这些公司的股票。爱德温德雷克（Edwin Drake）于1859年第一次在宾州开采到石油。由于石油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其未来前景还不明朗，有的人认为石油未来的主要用途将在医药或者化妆品方面，例如可以用来制造发油等。这些不确定性增加了石油交易所的投机性。
许多经纪人并没有正式的组织来开展业务，有的人甚至连办公室也没有。当市场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就常常从市场中消失了，只剩下那些两手空空的债主。1857年出现的一个新词-街头流浪者（guttersnipe），用来形容那些场外经纪人。但是到了1863年，他们在场外的交易量已经多达每天100万股。
在这种交易的狂热中，经纪人中午不再有时间回家吃饭，而南北战争前他们每天可以有规律地回家吃午饭。为了满足经纪人在紧张工作中吃饭的需求，快餐店第一次出现了，从此快餐店成为了每一个美国城市商业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美国人的快餐情结正是从华尔街开始发展起来的。并且，100年之后，也正是通过在华尔街上市，快餐业才在20世纪60年代从夫妻店发展为全国性的连锁店。
当白天的正常工作时间结束，大街上的交易由于天黑无法再进行的时候，经纪人们就转移到纽约北城的非正式交易所（其中最主要的交易所座落于麦迪逊广场纽约最时尚的酒店-第五大道酒店）进行晚间交易。有一段时期，纽约可以一天24小时进行交易，这种情况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再也没有发生过。
由于同时有很多交易所进行交易，经纪人和投资者数量也不断膨胀，对市场的监督和管理几乎根本不存在。南北战争前华尔街还只是一个小地方，每个人都相互认识，并不需要很正式的市场监管，就像在自家后院举行橄榄球赛一样，大家自觉遵循同一规则。但是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了，“人人为己，概不退货，买者当心”成了这场新游戏的惟一规则。
这时候，另外一些新的人物被吸引到华尔街来了，这些人的名字我们至今还很熟悉，他们中有些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有些人的影响至今尚存，例如约翰托宾、伦纳德杰罗姆（温斯顿丘吉尔的外祖父）和他的兄弟阿迪森，弗兰克沃斯（已故戴安娜王妃的曾曾祖父）、亨利克鲁斯、JP摩根、杰古尔德和詹姆斯菲斯科。但是有一个人，即使是在这些历史巨人之中也赫然屹立，傲视群雄，他就是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Vanderbilt）。他既不是一个经纪人，也不是银行家，他从来不做投机活动，甚至基本上不涉足华尔街。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里，他成了这场大博弈的最重要的参与者。
范德比尔特于1794年出生于纽约斯坦顿岛上，他的父亲在斯坦顿岛上拥有一块农场，站在农场上可以俯视纽约湾。他的父亲供养着一大家子人，并不是一个很有雄心的人。在范德比尔特的幼年生活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母亲。他出生时就很强壮和活泼，6岁的时候，在一次和比他大两岁的隔壁家的童奴的赛马比赛中，他差一点把自己的马淹死了。
（虽然在那个时代种族歧视相当普遍，但范德比尔特绝不是一个势利的人，更不是一个种族歧视者。在晚年，他已经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但当再次遇到童年时代的玩伴时，他邀请这位已经成为卫理公会派教徒①的朋友到自己家中，并且盛情款待了他。）
虽然范德比尔特很聪明，但是他对于那些抽象的理论非常厌烦，尤其那些在18、19世纪之交十分常见的生搬硬套、死记硬背的教育模式，更是让他无法忍受。尽管他在学校呆了6年，远远超过大多数他的同龄人，但他还是没有掌握那些繁琐的英语语法和单词拼写。
后来，他以多次严厉批判这种教育模式而闻名。
在他16岁时，他就渴望开始自己的事业。一次，在里士满港口一艘待售的帆驳船上，他看到了自己的机会。蒸汽机出现以前，由荷兰人引进的这种帆驳船是纽约港主要的运输工具，平底双桅杆的帆驳船最长可达18米，宽7米，有足够的空间来装载货物。由于吃水浅，它们几乎可以在纽约的任何水域自由航行。
范德比尔特向他的母亲借了100美元来购买这艘帆驳船，这在1810年不是一个小数目。
他母亲和他做了一个很苛刻的交易，母亲告诉他，如果他能够在他生日以前把一块未经开垦的8英亩土地清理干净，并且犁好种上作物，她就会给他钱。当时离他的生日只有4个星期了，但范德比尔特把一些邻居小孩组织在一起及时完成了这个任务。
范德比尔特在他晚年回忆说：“当我在60年前的5月里那个明亮的早晨，第一次踏上自己的帆驳船，升起帆，把手放在舵柄上的时候，我有一种真正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甚至比我后来在哈莱姆逼空战役中挣到200万美元时还要强烈。”范德比尔特的职业生涯是从在斯坦顿岛和曼哈顿之间运送旅客开始的，很快他就成为这个港口公认的最可靠的船长。
在第一个运输旺季结束的时候，他不但还给她母亲的100美元，还多给了她1 000美元。
1812年的战争确保了范德比尔特事业的成功。军队需要他们能够完全信任和依赖的船运商向保卫纽约港的要塞运送物资，虽然范德比尔特的报价与其他运货商的报价相比并不是最低的，但他们还是和他签了合同。在那个年代，大部分情况下，纽约的船运生意并不是靠合同就能保住的，更准确地说，是看谁先抢到生意，然后还要有办法保住它。范德比尔特很快就证明了他的厉害，他身高1.83米，远远高于同时代人的平均身高，他肩膀宽阔，直到中年还有强壮无比。在1844年他50岁的时候，他率领着亨利克莱①的支持者沿着百老汇游行，当一个绰号是“扬基沙利文”（YankeeSullivan）的坦慕尼派的强硬家伙（他同时也是当时纽约最好的拳击手）上前抓住了他的马缰绳，愤怒的范德比尔特从马上跳下来无情地痛打了他一顿。
到1817年底，范德比尔特估计他已经有了9000美元，同时他还拥有数目可观的一支帆船运输队，但是他还是时刻关注着出现的任何新的变化和机会。他很快就在蒸汽船中看到了光明的前景。他卖掉他的帆船，开始为托马斯吉本斯（Thomas Gibbons）工作，成为吉本斯一艘名为“斯托廷格”（Stoudinger）蒸汽船的船长。这艘蒸汽船船体很小，绰号“老鼠船”，航行于纽约、新布朗斯维克和新泽西三个港口之间。
在当时，吉本斯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纽约州政府把在纽约水域经营蒸汽船航运的垄断权授予了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罗伯特利文斯顿（RobertLivingston，他出资建造了第一艘成功进行商业化运作的蒸汽船-罗伯特富尔顿（RobertFulton）的“克莱蒙特号”（Clermont）。立法机构还傲慢无理地将利文斯顿的经营水域定义为从纽约水域一直延伸到新泽西海岸涨潮时的高位水线。不用说，大部分人都对这项垄断立法不满。范德比尔特是一个天才的舰船设计师，他说服了吉本斯根据他自己的设计建造了一艘更大的蒸汽船，并且将这艘船命名为“贝娄娜号”（Bellona），贝娄娜是罗马女战神的名字，当时的纽约人深谙历史，马上就明白了其中之意①。
一方面，范德比尔特每天驾驶着“贝娄娜号”，机灵地躲避着来自利文斯顿的追捕，另一方面，吉本斯在法庭上争取他们自己的权利。利文斯顿公司曾经设法贿赂范德比尔特，允诺只要范德比尔特改变立场，公司就会给他每年5000美元的高额年薪，但是他拒绝了，他说“我将会一直陪伴吉本斯先生渡过难关”。范德比尔特被人冒犯时，一定会无情反击，尤其在他被别人出卖时，他更是冷酷无情，他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一个同时代的人这样写道：“他说到做到，同样，他的恐吓和威胁也言出必行。”
1824年，吉本斯赢得了最终的胜利，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取得一致意见，首席****官约翰马歇尔（JohnMarshall）宣布利文斯顿的垄断违宪，因为只有联邦政府才对跨州商事有裁决权。这一案例，史称“吉本斯对决奥格登案”（Gibbons vs Ogden），无疑是最高法院作出的几个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因为它确保了美国的经济向着真正的共同市场的方向发展。虽然，在当时“华尔街”的概念还几乎不存在，但范德比尔特等人在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已经无意识地推动华尔街甚至整个国家向前发展，这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现实世界中的最好例证。
范德比尔特为吉本斯工作到1829年，之后他自己也拥有了一艘蒸汽船。他的第一艘蒸汽船叫“卡罗琳号”（Caroline），以他姐姐的名字命名，这艘船最出名的事情是以从尼亚加拉瀑布上跌落而结束了它的航程，不过那已经是在范德比尔特把它卖出以后很久的事情。
在那个蒸汽机以“集体屠杀人类”而闻名的时代，范德比尔特从没有因为失火或者海难而损失过一艘船。到1840年，范德比尔特已经是美国最大的船东了，美国《商业日报》（Journal of Commerce）称他为“船长”，同时代的人都这么叫他，历史上人们也这么称呼他。
范德比尔特总是一个最有力的竞争者。范德比尔特相信自己会比任何其他人更好、更便宜、更快地经营船队，所以他总是单枪匹马攻击一小撮船运商组成的卡特尔，而那个时代，卡特尔在蒸汽船领域里十分盛行。卡特尔经常发现，与范德比尔特竞争要比花钱让他离开昂贵得多。而范德比尔特也乐于接受用协议解决争端的方式，随后，他便带着他的船队换一个地方去和新的对手竞争。到1850年，他的商业活动领域已经扩展到了中美洲和欧洲，他甚至亲自开辟了一条穿越尼加拉瓜的航线。而在欧洲，他发现，甚至连他也竞争不过享受大量政府补贴的英国卡纳德海运公司（British Cunard Line）。到美国南北战争开始的时候，范德比尔特可能已经拥有了高达2 000万美元的财富。
但是，再一次，范德比尔特看到了他所在的时代发生的另一个的深刻变化。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他看到了铁路的前景。“船长”长期以来对这项新技术有一种反感，他的这种反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1833年，当铁路刚刚登上历史舞台，他就和这个新的事物有过“关系”-他遭遇了美国历史上第一起重大铁路事故，并且差点因此而丧命。事故发生时，火车在以每小时24英里（约40公里，在当时已经算是高速了）运行，范德比尔特所在车厢里的其他乘客全部在这次事故中丧生，只有他幸免于难。他从车厢中被甩了出来，被火车拖了一段距离后，最后被甩到了路基上。他的几根肋骨摔断了，肺也被刺穿，直到几个月之后才康复。
早在1854年，他就开始密切关注纽约-哈莱姆铁路（NewYorkandHarlemRailroad）。
这条铁路从纽约出发，延伸到和奥尔巴尼隔哈德逊河相望的一个地方。他会带着午餐，从铁路线的这一端骑马走到另一端，然后再返回。有一个售票员回忆道：“当我收完票以后，船长经常会缠着我问一些关于哈莱姆铁路的问题，比如，我们每天能运多少加仑牛奶，我们有多少机车，性能是否良好，农民是否爱护铁路等。”
在快到70岁的时候，范德比尔特已经成为美国当时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就在这时，他决定放弃所钟爱的蒸汽船并开始涉足铁路事业。为此，他知道他必须来到华尔街，因为，哈德逊铁路和哈莱姆铁路的股票成为华尔街市场的龙头股已有多年。

* * *
范德比尔特无疑是19世纪最伟大的铁路经营者，但他却从来没有修建过一条铁路。相反，他购买铁路，并以无与伦比的效率来经营、扩张，尽一切可能把它们的作用发挥到极限。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哈莱姆铁路既不重要，也没有前途，它于1852年建成，所经过的大部分地区是日趋衰落的乡村。南北战争前，这条铁路的客运收入仅有一年超过了50万美元，货运收入也只有在1859年超过了这个数字。即使以19世纪中期的标准来衡量，这点收入也是微不足道的。1863年3月，《纽约先驱报》报道说：“在所有交易的铁路股票中，哈莱姆股票的内在价值最低。”
但是“船长”注意到了其他人所忽视的东西。纽约-哈莱姆铁路，和在它西边几英里的竞争者哈德逊铁路，是仅有的两条能够直接通到曼哈顿岛的铁路，它们的铁轨直通到纽约市的心脏。哈莱姆铁路沿着第四大道，即现在的公园大道，最早的时候可以一直到达纽约的第26大街。但是纽约的市政委员会很快就明令规定，那些危险而又污染空气的火车只能停在第42大街的北面，这也是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 Terminal）座落在42街的原因。
从纽约东面如纽约州或纽黑文过来的火车，必须向哈莱姆铁路付费之后，再通过它进入纽约市。而从纽约西边过来的火车则被哈德逊河隔断，停在特洛伊镇的南面，那时哈德逊河上还没有建桥。
范德比尔特亲自仔细考察了哈莱姆铁路之后，进一步认识到哈莱姆铁路的管理不善。
怀着开拓蒸汽船事业时同样的自信，他相信他能以远远高于其他人的效率来经营这条铁路并盈利。同时他还看到另外一个赚钱的机会：州立法机构在授予哈莱姆铁路运营权的同时，还授权市政议会在其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可以给予哈莱姆公司经营纽约市内公交线路的经营权。于是，范德比尔特开始搜集筹码，买进哈莱姆铁路的股票。
要想从市议会获得公交线路的经营权，就必须像贿赂州议会一样贿赂市议会的议员。
但至少市议会比州立法机构要小得多，因此贿赂成本也就低一些。市议会议员们无疑是被哈莱姆公司养肥了，而哈莱姆公司也因此获得了最好的公交线路的经营权：贯穿纽约最大最繁忙的街道-百老汇大街全程的线路，那个时代的一个作家估计说，这条线路每年会有多达2亿人次的客流量。除了向市议会议员个人大量行贿之外（议员们当然还利用内部信息，用他们自己的账户购买了大量的哈莱姆股票），哈莱姆公司还答应把运营这条路线年收入的10%上交纽约市政府。
范德比尔特并没有参与哈莱姆公司的管理，但他一直在持续地买进股票，尽管很多华尔街人士认为哈莱姆是一只可以来做空的好股票。福勒写道：“船长涉足华尔街的这趟混水，他并不对自己所做的事保密，他只是平静地把看空哈莱姆的人抛出的大量股票收入囊中。”
卖空者在等待哈莱姆股票价格的狂跌，而且一度似乎获得了有利于他们的信息。1863年4月23日，哈莱姆公司的百老汇线路经营权的法案得以通过，此时哈莱姆股票价格只有50多美元。到5月19日的时候，价格已经涨到116.875美元，但就在那天，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卖空哈莱姆。而在这个卖空狂潮的背后，最大的卖家就是范德比尔特的“老朋友”-丹尼尔德鲁，他是哈莱姆公司董事会的董事。
价格下跌到了80美元，但是范德比尔特继续地买进。“每当有人卖空股票时，总有一只巨大的手伸出来把它们接住，它们随即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仿佛被锁进了一个巨大的铁盒子里。”
卖空的原因在6月25日开始明了，当天下午，市议会突然取消了他们两个月前颁给哈莱姆公司的百老汇线路经营权。哈莱姆的股价就像“一只被击中的鸟”一样直线下降到72美元，华尔街的卖空者满怀希望地等着范德比尔特第二天大出洋相。
但是第二天股票价格并没有下跌，相反它骤升到97美元，第三天达到了106美元。《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当天解释道：“哈莱姆股票的主要持有人是范德比尔特先生和他的朋友，只要卖空者愿意继续卖给他们哈莱姆股票，他们在银行里随时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而卖空投机者卖空的哈莱姆股票总数已经超过了哈莱姆的总股本。”这些卖空投机者在卖空合同到期的时候，只好向范德比尔特购买哈莱姆股票来进行交割，最后，从没有涉足过华尔街的范德比尔特在华尔街历史上最大的股票逼空战案中击败了美国最老练的投机商。6月29日，星期一，当《纽约先驱报》报道说，卖空者可能需要5万股股票才能履行合同的时候，原先卖空哈莱姆进行投机的市议会议员看到大事不好，立刻改变原来的立场，重新将公交线路经营权授予哈莱姆。范德比尔特于是允许股票价格下降到94美元，以便这些他将来还可能用得着的市议会议员以这个价格买到股票，他们从卖空合同中解脱出来。
《纽约时报》对此显然很高兴，报纸上这样写道：“在这场较量中公众的同情心完全站在了范德比尔特这边，华尔街上的人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大家庆贺无耻的市议会操纵股票的企图彻底破产，并得到了加倍的报复。”
范德比尔特虽然放过了将来也许会有用的市议会官员，但对于华尔街上的投机商他就没有那么仁慈了。整个夏季，在卖空阵营的一片咒骂声中，他一点一点地推动股票价格上涨，直到做空投机商最后以180美元的价格平仓。至此，范德比尔特不仅买下了哈莱姆铁路公司的控制权，而且他自己的财富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大笔。
与此同时，“船长”也在持续买入哈德逊铁路的股票，这条铁路沿着哈德逊河的东岸一直延伸到东奥尔巴尼，在那里通过一个渡船连接到纽约中央铁路，该铁路平行于伊利运河延伸到布法罗。到1863年，范德比尔特已经成为哈德逊铁路公司董事会成员，并且是最大的大股东之一。
显然，一些没有参与卖空哈莱姆股票的投机者认为，因为此时范德比尔特正身陷哈莱姆逼空战中，他们有机会利用哈德逊铁路股票做些文章了。正当哈莱姆股价达到最高点的时候，他们发起了对哈德逊铁路股票的卖空袭击。他们卖空哈德逊，迫使对手增加保证金，制造恐慌，使得股票价格进一步下降，企图最终在低位平仓以大赚差价。
范德比尔特立刻反击，他让他的经纪人买断市场上所有的“卖方选择权”（seller誷 option）。在那个时候，股票买卖通常在做完这笔交易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才真正交割，通常是10天、20天或者30天，确切交割的时间则由某一方决定。如果交割的时间由买方决定，称为“买方选择权”（buyer誷 option）；如果交割的时间由卖方决定，称为“卖方选择权”。当时大部分的卖空操作并不像现在这样通过借进股票来实施，而是通过卖出“卖方选择权”来进行。这些卖方和买方“选择权”有别于现代期权①。现在的看涨期权（call option）和看跌期权（put option）都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去履行合约。
在买进了所有的卖方选择权以后，范德比尔特和他的同伴事实上宣告了他们正准备逼空哈德逊股票，但是范德比尔特脑海里酝酿的计划比逼空更为高妙，正如金融家罗素塞奇（RussellSage）所说，范德比尔特将要证明“他之于金融正如莎士比亚之于诗歌和米开朗基罗之于绘画”。
由于有哈莱姆股票战役的牵扯，许多投机商认定此时范德比尔特肯定资金不足。对此“船长”并没有辟谣，相反，他让他的经纪人与其他经纪人进行接洽，希望让他们帮他“倒”这只股票（turn the stock），这让那些投机商更加相信他们的猜测是对的。“倒股票”是股票逼空者可以以最少的现金实现买断股票的手段-当然，这种手段风险很高，要求有非常好的运气。“倒”股票时，股票的逼空者会先把股票卖掉，然后以稍高的价格从股票的买方手里买进“买方选择权”，这样，他就可以把现金保存下来。但是，问题是股票的买方并没有义务为逼空者持有这支股票而不卖出，如果他认为逼空将要失败的话，正如事实上大部分逼空的结果一样，他会卖掉股票，而当他必须履行“买方选择权”的义务的时候，他可以再从市场上以较低的价格买进股票，并从中获利。
许多卖给范德比尔特“买方选择权”的经纪人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并信心满怀地认为，范德比尔特是因为资金链行将崩溃，才这样铤而走险，于是，他们立刻把哈德逊铁路股票卖掉。但是他们错了，范德比尔特有足够的钱。当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结果，他们把股票卖给了实际上在为范德比尔特工作的经纪商，而根据合同的规定，他们必须在以后的某个时间将这些股票交付给范德比尔特。
1863年7月上旬，范德比尔特收网了。当合同到期的时候，卖空的投机商们到市场上去购买哈德逊股票，却发现市场上根本没有卖家，因为所有的哈德逊股票都在范德比尔特的手里。股票价格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从112美元飙升到180美元，范德比尔特开始要求那些投机商履行合同向他交付股票。这些可怜的倒霉蛋们只得面对市场上惟一的卖主，那就是范德比尔特。范德比尔特生性宽宏大量，他并没有坚持让那些深陷于自己构筑的陷阱中的卖空投机商们立刻履行合同。反之，他愿意借给他们此时所必需的股票，但每日的利息高达5%.就这样，正如格兰特将军夺取维克斯堡①，正如西半球最伟大的战役-葛底斯堡战役决定了美国的命运，正如在纽约最大的一次暴乱后街道上陈尸累累，范德比尔特在华尔街的坎尼战争（Battle of Cannae）中扮演了汉尼拔②统帅的角色，他两次围歼熊市投机商，给他和他的同伴带来了300万美元的巨额财富，这次逼空战也被公认为金融操纵史上的杰作。《纽约先驱报》在7月13号宣称：“华尔街市场上从未看到过这么成功的股票逼空”。
接下来第二年，法院裁定，除了30年前已经授予的公交路线的经营权以外，市议会无权继续授予任何新的经营权。而此时百老汇线路已经开工建设了，范德比尔特只好到奥尔巴尼去寻求帮助了。毫无疑问，他花了大量的银子，从州议会和州长那里得到了该法案将顺利通过的承诺。丹尼尔德鲁和其他一些人也跑到了奥尔巴尼去为这个法案的通过而作证。但德鲁本性难改，像以往一样，他又耍了一次是两面派。他私下里偷偷告诉议员，如果他们卖空哈莱姆股票，然后把这个法案“枪毙”掉，他们可以猛赚一笔。
德鲁的计划几乎就是前一年春天使市议会官员损失惨重的投机计划的翻版。纽约州政府的官员们怎么会被这样一个计划诱惑，至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EC斯特德曼，19世纪60年代华尔街上的一位老手，在19世纪末回忆道：“在1864年的春天，奥尔巴尼的政客们应该已经清楚地知道了，不到一年以前，纽约市的政客们是如何因为卖空这只股票而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他们还是愚蠢地急不可耐地开始了这一计划，仿佛范德比尔特曾被证明是不堪一击的。或许是这些政客通常密谋攻击的目标-公众财富-近来被保护得太好，使他们无法下手，或许在那个年代政客敲诈私人企业不如现在来得方便，或许他们经常在这样或那样的突袭中大获成功，并陶醉于由此带来的巨额财富之中，以至于他们的智商降低到了一只刚刚尝过猎物鲜血的野兽的水平。”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范德比尔特富有得令所有对手都感到恐惧，但其资产的流动性还没有达到他所想要的那种程度。他手里持有大量的哈莱姆铁路和哈德逊铁路的股票，也很不情愿用这些股票作为抵押来获取贷款。德鲁曾预测哈莱姆股票价格会迅速上升，现在看来是正确的。1864年年初，哈莱姆股票价格为90美元，到3月26号则已经涨到了140美元。百老汇线路法案听证会委员会的报告似乎对该法案不利-这通常是一项法案将被束之高阁或否决的前兆，哈莱姆股票的价格立刻跌到101美元。如果议员们选择在这个价格把他们在高价卖空的股票买回来平仓的话，他们就已经可以赚取一大笔钱了。但显然，他们或者是没有听到过，或者是听说过但没有遵从过华尔街最古老的真理：看多的人-“牛”（bulls）
能挣钱，看空的人-“熊”（bears）也能挣钱，就是贪婪的人-“猪”（pigs）不能挣钱。他们没有选择平仓，他们期望股价会跌到50美元。
范德比尔特悄悄地把他的同伴召集到一起，他们中比较出名的是约翰托宾和伦纳德杰罗姆。他们筹集了5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然后开始买进市场上所有出售的哈莱姆股票。3月29号，哈莱姆股票在当天纽交所的第一次拍卖的价格是109美元，在下午的拍卖中涨到了125美元。到4月底，这个数字变成了224美元，范德比尔特和他的同伴被告知他们此时拥有13.7万股哈莱姆股票，但哈莱姆股票总共才发行过11.1万股。差额部分是空头们多卖空的股票。
福勒写道：“500个强人，他们头脑聪明，深谙生财之道。”但是他们现在深陷于范德比尔特的陷阱之中。当被问到下一步他会怎么做时，范德比尔特怒吼道：“让股价升到1000美元。”
幸运的是，伦纳德杰罗姆劝说范德比尔特发一点仁慈来缓和一下，这样对他自己也有利。他告诉范德比尔特，如果哈莱姆股票升到1 000美元，华尔街一半的机构将会面临倒闭，造成的恐慌将如此巨大，以至于无人能预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船长”最信赖的经纪人亨利克鲁斯在他的回忆录中高兴地写道：在普照人间的自然之光的感召下，在杰罗“姆富有远见的劝说和恳求下，像古埃及的法老王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一样，范德比尔特终于答应放了那些议员-允许他们以285美元的价格购买哈莱姆股票。”
第二场哈莱姆股票逼空战就这样结束了，而且以后永远也不会有第三场了。确实，对于当时整整一代华尔街人来说，“卖空哈莱姆股票”也就等同于“陷入困境”。
直到他1877年逝世，范德比尔特都一直享有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声誉和地位。
1869年英格兰的《弗雷泽杂志》（Fraser誷 Magazine）报道说：“与其他所有的华尔街人相比，范德比尔特像一只具有皇家高贵气质和高尚品德的雄狮，屹立在豺狼和虎豹遍布的沙漠中。”但是，即使在华尔街享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崇高的声望，范德比尔特却从来不属于华尔街。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铁路帝国，而不是买卖铁路股票。1867年在应邀成为纽约中央铁路的总裁之后不久，他很快就把纽约中央铁路和哈德逊铁路合并了。这样他就把自己推到了与伊利铁路直接竞争的位置上。伊利铁路同样从纽约起到布法罗止，只不过其沿途的地理条件相对较差。假如伊利铁路经营良好，范德比尔特无疑也不会过多在意它的存在，因为他有足够的竞争优势，会获得“一头雄狮”在这个运输市场中应得的份额。
但是伊利铁路很快就被掌握在丹尼尔德鲁和两个年轻人-杰古尔德与詹姆斯菲斯科的手中。在这“三驾马车”中，德鲁做事毫无顾忌，古尔德在金融方面是个天才，而菲斯科长袖善舞，他们的传奇至今仍在流传。他们三个的联手给范德比尔特带来了无尽的烦恼。范德比尔特迫不得已，决定到华尔街收购伊利股票来控制伊利铁路，这时，地狱之门打开了。
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在这个时代……
1854年范德比尔特涉足铁路业。
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1861~1864年华尔街黄金投机热。
1863年林肯签署《解放宣言》。华尔街爆发哈莱姆铁路股票逼空战。
1865年南方邦联军投降，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林肯遇刺。
1867年美国从沙俄手中购买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从而使美国边界线扩大到北冰洋。
也在这个时代……
1851~1864年中国发生太平天国运动。
1858年中美签订《中美天津条约》。
1858年中俄订立《瑷珲条约》1860年北京被英、法联军占领。
1862年中国开始模仿西洋技术，洋务运动开始。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
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围绕伊利铁路的股权争夺战充满了硝烟和血腥，股市操纵者们肆意囤积股票，立法官员们与他们狼狈为奸，而当时美国社会政府腐败的屡见不鲜和证券法规的严重确失，使这一切仿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谁能责备他们——他们现在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了”……
（1867——1869）
*范德比尔特和德鲁集团的遭遇战是围绕着伊利铁路的控制权展开的。
*在这个时期的美国，纽约中央铁路、宾夕法尼亚铁路和伊利铁路共同支撑着从美国中西部到纽约市的陆路运输，范德比尔特希望在这三条相互激烈竞争的铁路之间寻求妥协，以维持价格同盟。可是，对铁路运营毫无兴趣、一心只想靠操纵股市大发横财的德鲁控制着伊利铁路，使得范德比尔特的如意算盘每每落空。被德鲁惯用的欺骗伎俩彻底激怒的范德比尔特最终下决心再次动用他那曾横扫千军的巨额财产在华尔街收购伊利铁路的股票。
这揭开了伊利股票囤积战的大幕。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十九世纪中期美国政府的腐败是多么彻底。此时已经是美国最为富裕并且人口最多的城市纽约更是如此，而股市则为权钱交易提供了最完美的平台。
在有关证券的法律法规严重缺失的当时，在股市中兴风作浪的投机商无一例外地都豢养和控制着忠实于自己的法官，这些法官竭尽所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来影响股票价格的涨落，为其各自主子的投机活动效力。事实上，股市投机者的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场腐败的立法官员竞相订立和随意篡改股市规则的游戏。同样，股市博弈的结果，更多地是取决于立法官员们侵害公权的无耻程度和技巧高下。
*范德比尔特开始大量购进伊利股票，同时指使他所控制的法官颁布法令不得增加伊利股票的总量。可是，这一次，自负的范德比尔特遇到了真正的对手，德鲁和他的盟友在范德比尔特还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已经指使他们自己的法官下达了完全相反的法令，他们把大量伊利铁路的可转债转成了股票，同时还印刷了数万股崭新的伊利股票。结果，他们使得范德比尔特控制伊利股票的美梦彻底破碎，并在他反应过来之前，在市场上全数抛出了他们刚刚“制造”的“掺水股票”，席卷了范德比尔特的七百万美元后逃离纽约。
*这场战斗并没有结束，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范德比尔特和德鲁都继续疯狂地贿赂立法机构以使胜利的天平倾向自己。最终，两败俱伤的范德比尔特和德鲁达成了妥协。在股市中屡试不爽的范德比尔特未能如愿以偿地控制伊利铁路，而德鲁虽然暂时击溃了范德比尔特，但也好景不长，他很快在新的一轮伊利投机战中悲惨落败于他原先的盟友——古尔德和菲斯科。
*硝烟过后，当人们重新审视这个被疯狂的投机者和腐败的立法者搞得混乱不堪的博弈场时，终于意识到需要订立法律来健全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制度，尽管相关的法律还需要经过更多的股市阵痛才会真正来临——1929年股灾后，美国于1933年颁布了《联邦证券法》，不过，这已是7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狂热似乎占据了每个人的头脑，”《弗雷泽杂志》在1869年这样描述当时的投机狂潮，“一贯传统的商人们抛弃了他们一生遵从的原则，孤注一掷，一举买下好几百股；白领阶层厌倦了收入的缓慢增长；小职员们已无法忍受那仅够维持生计的工资；牧师也不满足于那少得可怜的津贴。他们全都蜂拥而来，甚至在一个经纪行的广告中打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此吸引女人也参与到伊利股票的投机中。”
恰好，人们对于伊利铁路的狂热正好出现在一项极其重要的新技术-股票自动报价机刚刚被引入市场的时候。电报使得股票价格在全美范围内快速传播成为可能，但电报的两端都需要有熟练的报务员发送和接收。1867年，爱德温A卡拉汉（Edwin A. Calahan）
发明了第一台股票自动报价机（stock ticker）。这是一个机械装置，能够把从交易所大厅通过电报传过来的股票价格自动打在纸带上。此前，全美国的经纪人通过阅读定期收到的股价报告来了解交易大厅里发生的情况，现在他们可以直接跟踪每一笔交易的实况。伊利铁路投机战即将爆发，他们很快就会有很多“战况”要跟踪了。
至此，伊利铁路投机中最重要的投机商是丹尼尔德鲁，他同时也是伊利铁路的董事。
即使在那个年代，德鲁在伊利之战中的所作所为也是一个“传奇故事”了。福勒这样描述德鲁：伊利铁路在他手中就像单弦的中国竖琴，他在上面只弹两个音调：当伊利股票价格高涨时，他就会高唱：“谁来买我的伊利股票啊，谁来买我的价值连城的伊利股票啊。买吧，快买吧！”
当伊利股票价格走低时，他也会高唱：“谁卖给我伊利股票啊，谁来卖给我一钱不值的伊利股票啊？卖吧，快卖吧。”
于是整个华尔街都被他甜美的嗓音所打动，他们以高价从德鲁那里买进伊利股票，然后又以低价卖给德鲁。每天晚上德鲁大叔都会梦到巨大的钱袋，而第二天他总是梦想成真。
随着他的单弦琴响，财富滚滚而来-它们都来自伊利铁路。
成为德鲁牺牲品的不仅仅是那些入市不深的投机商。1864年秋，约翰托宾和伦纳德杰罗姆开始逼空伊利股票，他们从德鲁手中借钱购买股票，德鲁也向他们许诺，当股票在某一价位之上，他不会卖出。11月上旬，伊利股票价格是102美元，但随后价格就开始下跌了。到了第二年的早春时候，它已经跌到了80美元。推动股票价格下跌的是一连串的卖空，这是谁干的？还能是谁-就是丹尼尔德鲁，他正兴高采烈地撕毁着他给托宾和杰罗姆的承诺。随后，德鲁游说了一个与其私交甚密的法官，后者发布了一个禁令，不许伊利股票发放股息。接着，他又突然要求收回他给杰罗姆和托宾的贷款，迫使他们以很低的价格卖掉股票来偿还贷款。
伊利股票的全面恐慌爆发了。“格兰特和谢尔曼在猛敲着里士满的大门①，”福勒写道，华尔街上的“又一次大逃亡开始了”。“……那些当初以80美元买进伊利股票的投资者当时以为自己捡了便宜，现在不得不以45美元的价格卖出，觉得它可能还不值20美元。市场上随处可见5 000股或者1万股的卖盘，股价稍有抬升，巨大的卖压又立刻把它打下去。
股价最终在42美元触底。“范德比尔特很讨厌这种欺骗伎俩，他在1865年辞掉了伊利铁路董事的职务。但范德比尔特对纽约中央铁路的兴趣越来越浓，1867年底，他成了这个公司的总裁。随着他旗下的铁路扩展至五大湖区，他开始以一个更开阔的视角看待纽约州的铁路。他本能地意识到铁路本身是一个以量取胜的行业，铁路有很高的资金成本，而且不管是空载还是满载，火车都必须按照时刻表运行，经营铁路就意味着必须每时每刻去争取生意，否则就会走向破产。
在19世纪，铁路行业的价格战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出于同样的原因，现在正在放开管制的航空领域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而避免价格战的惟一办法是形成同盟，即卡特尔。
三条铁路支撑着从美国中西部地区到纽约的商贸活动（此外还有不堪重负的伊利运河）：纽约中央铁路、伊利铁路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其中，中央铁路在范德比尔特的掌控之下，毫无疑问会处于良好的管理和高效的运营之中。在托马斯斯科特（ThomasScott）
领导之下的宾夕法尼亚铁路也以“把投资者利益放在首位”而著称。整个牌局中最变化无常的就是伊利铁路。只要德鲁我行我素，这三条铁路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只会是一纸空文。
基于这种形势，范德比尔特下定决心要在1867年10月8日即将举行的伊利铁路董事会选举中，占据董事会一个重要位置。
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找到盟友，尤其是从来自波士顿的一个集团中-他们控制着足够多的伊利股票，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德鲁从董事会名单中剔除出去。但是，德鲁在蒸汽船时代就和范德比尔特打过交道，因此对范德比尔特非常了解。德鲁登门拜访范德比尔特，并且使范德比尔特确信，他留在董事会是范德比尔特最好的选择。他发誓要成为范德比尔特最忠实的利益代言人，并且向范德比尔特保证他要反过来帮助范德比尔特监督波士顿集团的所作所为。范德比尔特信以为真了，但由于范德比尔特在华尔街上说过很多德鲁的坏话，因此他们一同设计出了一个方案，既能反映范德比尔特立场的转变，又能为他保留面子。
德鲁在董事会选举中很自然地落选了，但第二天，新当选的董事利维安德伍德（Levi Underwood）就辞去了董事的职务，德鲁被重新选举成为董事来替代安德伍德。德鲁甚至还重新担任伊利铁路的财务主管，而他早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就失去了这个职位。同时当选董事的还有两个华尔街人前所未闻的人，几家报纸在报道的时候甚至都拼错了他们的名字，他们是杰古尔德与詹姆斯菲斯科，但他们默默无闻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古尔德比范德比尔特和德鲁年轻一代，他出生于纽约州北部的一个农场。他身材瘦小，也不怎么健康，一位追踪古尔德的记者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道：“我看到他一头扎进了位于萨拉托加的土耳其温泉。他的胳膊很细，肚子瘪瘪的，黄褐色的脸，还有他的腿，那么细！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么一头出名的'公牛'，在现实中有这么一条可怜的'小腿'.我不敢肯定，你是不是能将餐巾环套在他的脚上，然后推到膝盖。“①但是，无论他的身体有多少缺陷，他的智力和意志力足够弥补他身体上的不足。他惟一的愿望就是发财，他将用他短暂的一生全力以赴，实现他的愿望。
詹姆斯菲斯科则完全是另一番模样。他异乎寻常地强壮，即使用19世纪并不苛刻的标准来衡量，他的体重也严重超标。他的一生只追求一件事情：玩得好，过得好。“无耻！
无耻！“当菲斯科还活着的时候，福勒就这样描写他，”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厚颜，无耻！无人可比，无人可及，无耻到顶！“菲斯科出生于佛蒙特州南部的一个小贩家庭，同古尔德一样具有久远的新英格兰血统。
在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全面接管了他父亲的生意，并把生意迅速做大，而他的父亲成为了他的一名雇员。到南北战争爆发时，他刚刚20岁出头，那一年他卖掉了自己的店铺，开始为波士顿的乔丹-马什（Jordon，Marsh）纺织品公司打工。凭着出色的推销谈判能力，他成功地与联邦政府签订了许多合同。而他最擅长做的事是突破联邦政府的禁运，把棉花走私到北方供他们自己的公司使用。
战争结束的时候，菲斯科离开了乔丹马什公司，公司以6.5万美元买断他的股份，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钱。尽管在股票方面没有一点经验，但他还是在宽街38号上开了一家经纪公司，正好位于新建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大楼的对面。他施展出当初在华盛顿拉拢军火采购官和政客的手段，然而，华尔街不是华盛顿，这里的大佬们，吃他的大餐，喝他的香槟，却把他带到了破产的边缘，他很快就输得精光。
但菲斯科不久就卷土重来。他施展出色的谈判技巧，成功地把德鲁正在亏本的蒸汽船“斯托宁顿号”（Stonington）以23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去。德鲁为此非常高兴，把他雇为自己无数的经纪人之一，帮助他在华尔街重新立足。
很明显，古尔德和菲斯科是在选进伊利董事会的时候才第一次见面的。他们简直是天壤之别。福勒这样描写菲斯科：“他总是不停地开玩笑，好的玩笑，坏的玩笑，还有一些极其无聊的玩笑。”而古尔德的侄女这样描述她叔叔：“他沉默寡言，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在任何场合他都举止有措。”他们俩都是如此的精明，以至于他们一见面就立刻意识到对方身上具有自己所缺乏的东西。他们的结合将证明是华尔街上最“出色”的组合。

* * *
仅仅3个月之后，德鲁就背叛了他对范德比尔特的誓言，他和其他董事使用范德比尔特最痛恨的伎俩-联合坐庄（pool），一起来推动伊利股票价格上涨。由于他在投机方面有着无人质疑的天分，他经常被当时的报纸称为“投机导演”-他在投机操作中扮演总指挥的角色。在1868年1月，伊利股票的价格刚刚上涨到79美元，但随后就立刻跌到71美元，这意味着背后有人在卖空。新闻界人士毫不怀疑谁是幕后的操纵者，《纽约先驱报》报道说：“投机导演的爪牙一整天都在竭尽全力地制造恐慌，散布比平时多得多的各种关于股票的谎言，尤其是关于伊利股票的谎言。”
联合坐庄集团里有一个会员，德鲁曾资助他购买伊利股票。这个会员心存疑虑，偷偷调查了他买的股票出自谁手，他惊恐地发现这些股票都是来自他自己集团的一名经纪人。
他找到德鲁，要求德鲁按照他承诺的那样把股价拉上去。
“我已经卖掉了我们所有的伊利股票，赚了一笔，”德鲁平静地回答道，“现在正准备分钱。”
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和他的弟弟亨利合写的《伊利岁月》（Chapters of Erie）是早期新闻调查的杰作，他们这样解释德鲁的所作所为：“投机集团的大佬把钱借给了其中的一位会员，让他有财力购买集团所有其他会员的出货，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他套了进去，然后，大佬在集团内分配利润。他也会很平静地把原本属于这个牺牲者的钱的一部分作为利润分成返还给他。”
弗兰克沃克（Frank Work）是范德比尔特在董事会里的耳目，他很有可能也成为了德鲁阴谋的牺牲者，于是，他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范德比尔特。范德比尔特有点紧张了，他一直希望伊利铁路能够和他的哈莱姆铁路以及宾夕法尼亚铁路合作，平分市场份额，这样的话，每家都可以获利。但伊利董事会很快就否决了范德比尔特的这一提案，董事会中除了弗兰克沃克投了赞成票以外，大部分董事都认为这样的安排不公平，伊利铁路所占的份额应该更多些。
范德比尔特意识到董事会行为背后的真正意图：向他宣战。他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伊利铁路。如果不能通过控制董事会来达到目的，他就会采取另一种方法：收购。“范德比尔特不习惯接受失败这样一个词，”亚当斯写道，“而且，这一次，他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这种在所有华尔街人面前被愚弄的感觉，使得这次董事会的拒绝让他尤为刺痛。
而且，以往一连串的胜利，使原本就非常自负和傲慢的范德比尔特更加自我膨胀，即使这一次他心爱的计划没有破产，他也从来都不是那种尊严受到伤害后只会坐下来徒然伤悲而无所作为的人。在被别人的阴谋挫败后，他现在一定会拿起他最有力的武器-能够横扫千军的百万美元。“即使范德比尔特拥有巨额财富，要想打赢这场战争也是困难重重。伊利铁路正式流通在外的公众股有251050股，但这并不是伊利所有的股票。早在1866年的时候，德鲁贷给伊利公司的348万美元，是以2.8万股未公开发行的股票和300万美元的债券作为抵押的，这部分债券可以转换成3万股股票，并且可以在债券和股票之间自由地来回转换。这就意味着只要符合德鲁的利益，他可以随时使伊利股票的总量变化10%以上。
此外，德鲁还是伊利铁路的财务主管，他完全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在必要的时候发行或“制造”更多的股票。范德比尔特如果想通过收购来垄断伊利股票，他就必须设法阻止德鲁无休止地发行更多的伊利股票。于是他请求纽约州最高法院（NewYorkStateSupremeCourt，也译作高等法院或高级法院，像现在一样，在纽约州混乱不堪的司法术语中，这里的最高法院并不是级别最高的法院，恰恰相反，它是最低一级的法院）法官乔治巴纳德（George G. Barnard）给予帮助。据斯特德曼所述，巴纳德是一个“坦慕尼奴隶”（Tammany Helot），在范德比尔特的“资产”中是有编号的①。
今天，我们可能早已忘记了19世纪中期美国政府是多么腐败，而且，没有什么地方比纽约这个美国人口最稠密也最富裕的州更腐败了。美国当时的政治报酬体制②注定其官僚体系既无能又贪婪。同时，政治俱乐部（其中最著名就是坦慕尼派俱乐部）又垄断了国家的政治机器，确保了那些腐败官员赢得选举。
早在1857年，贿赂和欺诈就已经大行其道，以至于乔治坦普顿斯特朗律师（George Templeton Strong）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感谢仁慈的上帝，纽约州议会已经休会。”几年以后，贺瑞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在《论坛报》（Tribune）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未来的10年里，我们的议会大厅不可能继续充斥着一群不分是非、毫无公德、腐败透顶、寡廉鲜耻的人。”然而，事实证明他大错特错。
华尔街上商业和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只会让这些政客们变得更加贪婪。1868年，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被州长及时地批准生效。这个法案实际上是把贿赂合法化了。按照这个法案，“法庭不能只根据行贿方的证词就证明受贿方有罪-除非行贿方的证词中的核心部分有其他证据作为旁证。”在前电子时代，这意味着只要议员们是在私下里以现金形式接受贿赂，定罪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纽约下议会的秘书哈德逊C坦纳（Hudson C. Tanner），在19世纪80年代他卸任后写了一本揭露当时政治黑幕的书，他说，“'公平地竞选和诚实地点票'完全只是政治口号，诚实地点票已经让位于'诚实地清点礼金'.”
司法机关的状况比立法机关也好不到哪儿去，坦纳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最高法院就是我们最大的阴沟，律师则是一群老鼠。我的比喻可能对老鼠有点不公平，因为老鼠是非常干净的动物。”纽约州的法官从19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通过选举产生，这使得他们彻底依赖于政治机器。到19世纪60年代末，《弗雷泽杂志》向已经完全被弄糊涂的英国读者解释：“在纽约，有一个纽约独有的传统，诉讼人最好在花钱聘请律师的同时还聘用法官，特别是像马上就要开始的诉讼案（如伊利诉讼案），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诉讼的双方都必须拥有他们可以完全信赖的法官。”
南北战争之后，整个政府一片腐败，而从这个腐败时代走出来的商人，如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约翰D洛克菲洛①和JP摩根，他们也总是把政府看作要让市场获得有效监管所需解决的问题之一，而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当在市场中遇到问题时，他们总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阻止混乱，而不是寻求通过这个国家中最容易被收买的机构-政府来解决。但后来的自由派历史学家在谈论到“强盗式的资本家”时，几乎全部闭口不谈这个事实。

* * *
1868年1月26日，范德比尔特控制了巴纳德法官，让他颁布了一个法令，禁止任何伊利公司的债券转换成股票，同时也明令禁止丹尼尔德鲁本人“卖出、转让、交付、处理和放弃”所持有的伊利股票。范德比尔特以为，这样德鲁就完全处于他的控制之下了，他立刻让他的经纪人进入市场悄悄买入伊利股票。范德比尔特自信他很快就会获得伊利铁路的控制权，但是，“船长”严重低估了德鲁，当时的《先驱报》报道，此时，德鲁“正在嘲笑这个法令”。
德鲁立刻着手把他的可转换债券转换成股票，同时发行了更多的可转换债券，并立刻将它们也转换成股票。1月29日，有人看到他走进位于宽街19号的威廉奚斯公司的经纪人办公室，“过了一会儿，”福勒写道，“5万股崭新的伊利股票在办公室里沙沙地响成一片，就像7月正午的蝉鸣。”在“船长”还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伊利股票的流通盘已经增加了20%.随后，德鲁命令忠实于他的纽约上州法官暂停弗兰克沃克在董事会的行使职务，同时又让巴纳德辖区的另一名法官宣布，在弗兰克沃克缺席的时候，伊利董事会不得作出任何决定。第三位高等法院的法官-布鲁克林区的吉尔伯特（Gilbert）宣布，只要有需求，伊利公司就可以把债券转换成股票。这样的话，德鲁、菲斯科、古尔德在法律上就处在一个近乎完美的优势地位。就像斯特德曼解释的那样：“巴纳德的法令禁止他们把债券转换成股票，而吉尔伯特的法令和巴纳德的法令正好相反，因此，除了那些鸡蛋里挑骨头的人以外，谁能责备他们-他们现在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整个华尔街疯狂了。“整个市场只剩下了一个词-伊利，”福勒在第二年写道，“人们听到公开交易所（Open Board）的副主席乔治亨里克斯（George Henriques）以尖利的嗓音依次地报出国债、州政府债券、太平洋邮递、纽约中央铁路，然后突然停顿了一下，当他再次以更尖利的嗓音喊出'伊利'这个词的时候，一层阴影掠过他的脸庞，整个大厅仿佛在颤抖。接下来的十多分钟，大厅几乎变成了疯人院。每个收报员和经纪人都立刻站了起来，尖叫着，挥舞着手臂。范德比尔特的每一个经纪人都成为一群人的中心，像一根指针一样，从左转到右，挥舞着手臂，买入所有卖给他们的伊利股票。当主持人的锤子落下，他用嘶哑的嗓音大喊：'完毕！先生们，如果谁再出价，我就要罚他款了！'伊利股价定在了80美元。人们全然不顾此时还没有被拍卖的其他股票，他们涌向大街，大街上只听到一片'伊利，伊利'之声。范德比尔特的经纪人对所有的伊利股票下了买单。在这样强大的购买力下，伊利股价到中午12点的时候上升到了83美元。”
如果说在大街上只能听到“伊利”的话，那么在威廉奚斯公司（William Heath Company）的经纪办公室里，听到的只是“新印刷的5万张伊利股票从菲斯科肥胖的戴满宝石戒指的指尖流过的沙沙声”。菲斯科一如既往，乐得其所，说道：“只要印刷机不坏，我要是喂不饱这头老蠢猪要的所有的伊利股票，我就他妈的该死。”
“新股票”出现的消息，以创纪录的速度传遍了华尔街，伊利股价立刻就“像秤砣一样”掉到了71美元。范德比尔特现在遇到麻烦了，他为了购买伊利股票已经开始负债了。这时，他要是露出哪怕一点点软弱的迹象，伊利股价就会立刻崩溃，公众的恐慌会将他的巨额财富瞬间吞没。身处危境的范德比尔特丝毫没有退缩，他下令经纪人继续买入伊利股票，股价又被重新推回到76.125美元。当天交易结束的时候，范德比尔特和他的同伴持有了将近20万股伊利股票。但是这些股票足够控制伊利了吗？没有人知道。甚至连范德比尔特也没有丝毫把握。
德鲁、菲斯科和古尔德担心交易所可能裁决新发行的股票不能交割，如果那样，这些新股票就将一文不值，因此，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股票变成了现金。他们把700万美元装进口袋，几乎吸干了整个纽约的资金供应。
3月11日，一大清早，狂怒的范德比尔特派他的律师把巴纳德法官从床上叫起来。巴纳德法官迅速签发了对德鲁集团的拘捕令，并指示警察立刻执行。福勒写道，此时，“由于笑个不停，德鲁大叔脸上的皱纹已经凝固；古尔德笑逐颜开，一双天生为钱而生的眼睛闪亮有神；碧眼金发的菲斯科不停地开着玩笑。而伊利股票的另外几位董事会的董事正在位于杜南大街的公司总部举杯庆贺他们的胜利……”
当听说警察正要来抓他们，宴会热闹喜庆的气氛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几位董事知道假如他们被捕的话，法院会完全站在范德比尔特一边，而范德比尔特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他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逃离纽约法律所能管辖的范围。当天《先驱报》和其他报纸正好举办郊游活动，但它仍然及时报道了这一事件，它不无讽刺地描述道：“事实上，自从芬尼亚会①会员在人身保护权被撤销之夜从都柏林出逃以来，还没有哪次逃跑比这次更彻底和迅捷。”
几分钟之内，在杜南大街巡逻的一个警察就看到了下面的一幕：一群人急匆匆地从伊利大楼涌出来，乱成一团，他们穿着华丽，却面带惊恐之色，身上背着用红色带子扎起来的装满绿钞、账簿和成捆票据的沉甸甸的包裹。由于怀疑这些人是一帮在光天化日之下胆大妄为的劫犯，警察赶上了他们，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他错了。这群人是伊利公司的执行董事们-他们装着在刚结束的战役里所获得的战利品，正在逃脱范德比尔特对他们的复仇。
德鲁此时已是70岁的高龄，他当然不想在监狱里了此余生，他和其他几个同伙带着钱和公司账簿乘船去了新泽西。菲斯科和古尔德落在了后面，那天晚上他们正在纽约市最豪华的酒店-代尔莫尼克共进晚餐，四周有人放哨。晚餐刚吃到一半，听说警察正要来抓他们，他们立刻逃离了酒店，来到了哈德逊河码头，他们和一艘小蒸汽船的船长谈好价钱，雇佣了他的船和两个水手帮助他们渡河。
那时候的哈德逊河口因为繁忙的海上运输而非常拥挤。这一夜没有月亮，河上被浓浓的大雾所覆盖。水手们因为要竭力躲闪来来往往的船只，很快就迷失了方向，小船几乎被一艘渡船的尾波所吞没。他们向另外一艘渡船求救，对方毫无反应。他们只好抓住了桨轮的护板，有一两秒钟，菲斯科和古尔德-华尔街传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走到了死亡的边缘。
最终两人又爬到了船上，成功逃到了新泽西。

* * *
这场伊利之战双方打了个平手。伊利的董事们卷走了范德比尔特的700万美元，范德比尔特拿到了10万股没有任何价值的股票，但是范德比尔特控制了纽约，伊利公司的董事们只有和范德比尔特和解之后才敢回家。各家报纸都充斥着关于这场华尔街战争的各种故事。《哈泼斯周刊》（Harper誷 Weekly）指出，伊利之战完全把公众视线从当时的总统弹劾案中转移了出来。
董事们在泽西市岸边的泰勒酒店设立了临时办公室，它很快被当地媒体称为泰勒堡垒（FortTaylor）。为了加强它的守卫，一支伊利铁路警察的分队也被调了过去，有人专门在附近海域巡逻，“堡垒”甚至配备了3门12磅的大炮。此时伊利铁路东边的终点站已经从皮尔蒙特改为了泽西市，因此，伊利铁路主宰着这个小镇的经济命运，伊利的董事们当然也很注意给当地的官员们诸如免费乘坐铁路之类的小恩小惠。于是，当地的官员们也就很自然地竭力给他们提供帮助。
在新泽西，董事会的控制权从德鲁手中转移到了菲斯科和古尔德手中。德鲁只有在自己的老地盘上才会觉得舒服，因此非常讨厌被困在这个泽西市的小酒店里。其他的董事则对德鲁两面派的做法太了解了，他们很害怕德鲁故伎重演。早在3月20日，《纽约先驱报》就报道说：“德鲁已经被绑架了，绑架他的人并不是来自纽约，而是他董事会的其他董事。
“当德鲁和其他人正试图在新泽西站稳脚跟的时候，一些战役还正在法院和议会中继续进行。巴纳德法官任命”船长“的一个女婿为未来伊利股票卖出后所得收入的接收人，尽管原先正是巴纳德法官明令禁止卖出伊利股票的。纽约上州的一名法官下令延缓这张任命书的生效，巴纳德又立刻废止了他的延缓命令。当范德比尔特的女婿拒绝接受时，巴纳德接着又任命了坦慕尼政客彼得斯威尼（PeterSweeney）。当然，斯威尼所要接收的700万美元此时正锁在新泽西银行的保险柜里，他实际上对此无能为力。而这并不妨碍巴纳德法官从伊利公司拿出15万美元奖赏给斯威尼。
与此同时，伊利铁路董事们则上书新泽西立法机构，要求在新泽西州获得对伊利铁路的特许经营权。他们担心纽约法院会授权范德比尔特控制伊利铁路在纽约州的所有财产，那样的话他们这个董事会就只剩下一个空壳了。新泽西立法机构很高兴能有机会在哈德逊河对面实力强大而又傲慢的邻居①眼里撒一把沙，因此立刻就通过了这个法案并把它交给州长签署。新泽西的议员们太急于通过这个法案了，他们甚至忘掉了为自己谋利。当范德比尔特的说客出现在新泽西的首府特伦顿，想通过行贿来阻止这个法案通过时，议员们才意识到已经太晚了，他们为坐失了一次发财的良机而懊恼不已。
与此同时，有议员在奥尔巴尼提交了一份法案，该法案将伊利公司此前的所作所为都合法化，并且允许伊利公司在以后基本上不必考虑投资者的利益，可以为所欲为。就连巴纳德法官这样一个对以权谋私习以为常的人都被法案中赤裸裸的条款所震惊，称之为“一部使假币合法化的法案”。
每个人都立刻意识到了这个法案背后的真正意图：让利益相关的双方都来行贿。《弗雷泽杂志》评论说，那帮立法者“聚集在奥尔巴尼，就像牛集中在牛市上出卖一样，什么都可以出卖，价格则与自己手中的权力成正比”。
杰古尔德是最早意识到公共关系对公司利益举足轻重的商人之一（虽然，因为某种原因，他从来没有通过这个方式来改善自己令人讨厌的公众形象），他强烈建议伊利铁路和纽约中央铁路不能同时控制在一个人的手中，即使像范德比尔特那样“既富有能力又诚实可靠”的人也不行。他很快就赢得了《纽约先驱报》和其他报纸的支持。
但他也还是随身带了一个大箱子，来到了奥尔巴尼，据《纽约先驱报》报道说，这个大箱子“装满了千元大钞，这些钞票是用来对付所有那些与这个法案有关的议员们的”。范德比尔特一听到古尔德在奥尔巴尼出现，就立刻叫人拘捕了他，要求他交纳50万美元的保释金，古尔德眼都不眨地就支付了这笔保释金。和古尔德带到奥尔巴尼的钱相比，这实在是个小数目。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曾经报道说，一个议员接受了一方的10万美元，要求他对该法案的通过施加影响，随后他又接受了另外一方的7万美元，并应他们的要求离开了奥尔巴尼，这样，他仍然是一位（用亚当斯的话说）“优雅的绅士”。
范德比尔特当然也非常愿意花费大笔银子来打点这些立法官员，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如果这么做，他充其量不过能得到比鲁克王似的胜利①。公众意见越来越反对他同时控制伊利铁路和纽约中央铁路，“船长”一向非常实际，因此他决定将损失减到最小。他通知德鲁建议两人见面会谈。范德比尔特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他买的此刻分文不值的伊利股票必须以接近他当时购买时的价格脱手；第二，他在公司董事会的两个人-理查德谢尔（Richard Schell）和弗兰克沃克所受的损失必须得到全额补偿；第三，德鲁必须答应从伊利的管理层中完全退出来。范德比尔特一直想达到的目的从来不是要控制伊利，而是希望伊利铁路以真正的商业模式来运作。
4月19日，星期天，双方达成了协议。这条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奥尔巴尼。“突然，”亚当斯写道，“传言像灾难一样传遍了奥尔巴尼，在宾馆的走廊之间，恐慌开始蔓延开来。人们想起了南北战争中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那时，失败的消息如同潮水一般涌过来。没过多会儿，大厅里就开始弥漫着一种深深的绝望，议员们的脸色一下变得惨白，因为他们听到范德比尔特已经不再反对这部法案。”
此时还没有与古尔德成交的议员们立刻冲进古尔德在奥尔巴尼所住的特拉文豪华酒店（Delavan House）的套间里，“据说，价格在以惊人的幅度下降，”《纽约先驱报》在21日报道说，“那些一直坚持要5000美元的议员们现在只要100美元就满足了。但是伊利铁路的”金库“大门已经关上了，激战的双方再也没有贿赂这些议员的必要了。”第二天，《纽约先驱报》上充斥着对议员们的假意关心，指出他们每天法定的3美元的津贴还不够给他们买烟抽的。文章接着问道，“议员老爷们的收入如此之低，那么还有什么让他们保住他们的信用呢？”
当尘埃落定之后，德鲁辞去了董事和财务主管的职务，弗兰克沃克和理查德谢尔得到了伊利公司支付的42.95万美元，撤回了他们对伊利公司的诉讼。古尔德和菲斯科分别当选为伊利公司的总裁和财务主管。而当初为阻止范德比尔特控制公司而发行的10万股股票，被很艺术地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慢慢在市场上卖出，以免打压伊利的股价。当然卖出这些股票的收入都归了范德比尔特，而伊利铁路的持股人们最后发现他们的股权被稀释了40%. * * *为了平息这场纷争，伊利公司花费了900万美元，比它销售“掺水股”所获的收入还多了200万美元。当菲斯科和古尔德搬进他们的新办公室时，“我们最先注意的，”菲斯科说，“就是积满灰尘的保险柜。”古尔德和菲斯科开始发行更多的可转债券，它们中的大部分被迅速转换成了股票。到年底的时候，市场上已经有40万股伊利股票在流通。古尔德将新发行的大部分股票在伦敦市场上售出，以免对纽约市场造成冲击。
像德鲁一样，古尔德发现伊利铁路简直就是操纵市场的完美平台。他设计了一个做空陷阱。尽管德鲁很快就要变成一个被动合伙人①了，但古尔德还是诱使他投入了400万美元。为了迫使利率上涨，古尔德开始一步一步地想方设法抽干纽约的资金供应。他大开支票，让银行保证为这些支票兑付，迫使银行留存现金，以便为随时可能出现的支票兑付做好准备。然后他又拿着这些保付过的支票作为抵押向其他银行申请贷款，进一步压缩资金供应。
到10月底，市场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伊利股票的周交易量达到了创纪录的64.7万股，股价也下降到了38.5美元，只有春天时股价的一半。这时德鲁开始有点慌了，他开始从坐庄集团中抽回自己的资金，并且悄悄地卖空了7万股伊利股票。到了11月14日星期六前，伊利的价格停在了36.625美元，德鲁预计股价会进一步下跌。但在星期六早晨纽约股票交易所举行的例行拍卖会上，因为古尔德和菲斯科在大量购买，有8万股伊利股票成交，股价立刻涨到了52美元。此刻，他们已经成功地逼空了伊利股票，同时放开了资金供应。这时德鲁避免灭顶之灾的唯一希望就是拖延时间，他寄希望于23日将在纽约靠岸的卡纳德海运公司的“俄罗斯号”客轮，它会带来伦敦市场上新发行的伊利股票。
德鲁还想通过法院来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但被古尔德和菲斯科挫败了。他们控制着这个国家最大的铁路之一-伊利铁路，因此对纽约州的法官有巨大影响力。当一切争斗烟消云散的时候，德鲁损失了130万美元，他以往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他在华尔街这场游戏中作为重量级选手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但即便德鲁没有在这一战役中落败，他的时代也很快就将逝去，因为新的力量正在成长起来，他们将改变华尔街的未来。
伦敦证券市场，虽然此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证券市场，但已经逐步清醒地认识到，在大西洋的对岸，另外一个巨人正在崛起。此时伦敦证券市场的市值大约为100亿美元，华尔街市值只有大约30亿美元，但其增长的速度却远远高于伦敦市场。由于1866年大西洋海底电缆投入使用，华尔街经纪商在伦敦证券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到1870年，华尔街人使用海底电缆的费用已经高达每年100万美元。但是，伦敦人对于华尔街人的西部牛仔作风仍然无法接受，伦敦的《泰晤士报》（Times）写道，他们这种“不择手段对市场进行操控来保护他们的利益的做法过于野蛮，会造成很多不信任”。
与此同时，华尔街的经纪商也希望看到变革。他们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很久，但只能通过收取佣金赚一点点小钱。而投机商们，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公司管理层，则总在伺机等待下一次暴富的机会。针对伊利股票投机战中市场表现出的失控局面，当时的《商业和金融周刊》（Commercial and Chronical）-就像今天的《巴伦周刊》①-建议实施以下的法律：（1）除非经过2/3的股东同意，董事会无权发行新股；（2）现有股东对发行的新股具有优先认购权，新股必须公开发行，并且必须给予足够长的预告期；（3）所有上司公司都必须在信誉良好的金融机构保存其所有流通股票的总量记录，并随时接受任何股东或者以该公司股票为质押向该公司提供贷款的主体的检查；（4）上述要求同样适用于发放股息或者为其他目的发行的所有股票；（5）违反上述任一条款都属于犯罪行为，将要受到惩罚或被处以罚款。
这些条款构成了今天美国《证券法》的基础，但在1860年它不可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因为那时的联邦政府还没有将金融市场的监管作为它职责的一部分，而纽约州的立法机构也不可能主动改革这样一个能为其会员源源不断带来巨额灰色收入的体制。
即使州政府或联邦政府不能实施这些变革，华尔街自身也开始着手实施一系列改革。
华尔街上两个最大的机构-纽约股票交易所和公开交易所开始了合作，因为交易所意识到交易所的会员（经纪商）和客户（投资者）都需要了解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的确切数目。那时，在交易所占主导地位的经纪商们当然很乐意为他们的客户买卖那些可能有问题的股票，因为这并不影响他们赚取佣金。但有时他们也要以这些股票为质押向客户提供贷款，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一个公司的股票数量随时可以增加一倍或减少一半，那么谁知道这些股票的真正价值呢？
1868年11月30日，两个交易所颁布了同样的监管条例，要求所有在交易所拍卖的股票进行登记，并且，任何新股发行都必须提前30天通知交易所。大部分公司都立刻遵守了这款条例，但伊利公司拒绝执行-古尔德此时正在围歼德鲁。纽约股票交易所派了一个代表团来了解伊利公司的情况，古尔德告诉了他们伊利公司的流通股股数-当然，他说的数据可能并不真实，而且他断然拒绝透露他是否会发行更多的股票。
由于伊利铁路公司拒绝遵守11月30日的法令，伊利股票被两个交易所赶了出来。它在矿业交易所短暂交易了一段时间，但矿业交易所和纽约股票交易所的租约合同不允许它进行铁路股票的交易，所以伊利公司很快又无家可归了。于是，古尔德创建了国民股票交易所（National Stock Exchange）来进行伊利股票的交易，但是这个交易所只能吸引很少的经纪人，来光顾的投资人更少。1869年，公开交易所和纽约股票交易所合并，组建了可以主宰整个华尔街的交易所。很显然，在交易所和伊利公司之间，伊利公司无疑比交易所更需要对方。
1869年9月13日，古尔德终于同意遵守新的监管条例，伊利终于又回到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交易。此时，伊利公司的流通股是70万股，差不多是古尔德在不到一年前所说数字的两倍。
随着两个交易所的合并，对于经纪商们来说，能否成为交易所的会员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他们不得不遵守监管条例，这些条例不但在数目上逐渐增多，而且在执行中也越来越严格，华尔街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华尔街作家詹姆斯K迈德伯瑞在当时写道：“股票交易所的经纪商们必须作出选择，要么继续在市场中寻求投机以谋求蝇头小利，同时也为此付出惨重代价；要么眼光更长远点，努力抛弃原先结党营私操控市场的陋习。前者意味着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后者则会奏响华尔街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前奏，纽约将成为帝国之都，华尔街也会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金融中心。”
经纪商们采纳了迈德伯瑞的建议。纽约股票市场的自我约束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得到大大增强，业务也迅速繁荣起来。这部分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大西洋海底电缆的投入使用和股票自动报价器的发明，交易量稳步增长。在合并后的两年里，纽约股票交易所传统的一周两次的股票拍卖和公开交易所的连续拍卖继续分别进行，但是到了1871年，前一方式最终被取消了。至此，从1868年起开始可以被出售的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席位完全变成象征性的了。
华尔街最终慢慢地长大了，但是在它完全成熟之前，它还有很多路要走。
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在这个时代……
1867年伊利铁路控制权的争夺战开始。
1869年中太平洋铁路与联合太平洋铁路在犹他州的普洛蒙托莱正式接通，成为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
也在这个时代……
1868年因西北边疆动荡不安，清政府派左宗棠西征。
在南北战争的刺激下，各种需求猛增，美国经济在战争期间迅速扩张，在战后这一步伐也没有减缓。1865年至1873年，铁路的总长度翻了一番，铁路的投资是原先的3倍多。小麦产量在这个期间也翻了一番。农场主和铁路建造者是当时资金的主要需求者，所以资金成本的上升会对他们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而且，由战争和大量发行绿钞而引起的通货膨胀此时逐步消退了，使得19世纪经济标志性的通货紧缩又重新抬头了。例如，铁路建设中最重要的材料-钢轨的价格在战后的8年中下降了将近14%.随着价格和工资同时下降，生产厂商被迫扩大生产规模来保持较高的现金流量平衡。这就给美国经济披上了一层人造繁荣的假相，而事实上经济发展的基础在被一点一点地侵蚀。
越来越恶劣的政治丑闻加快了经济衰败的速度。黄金恐慌发生后，人们普遍认为让格兰特政府加盟是任何商业活动成功的先决条件，而所谓的特威德①集团在纽约更是营造了一种“要想办任何事首先必须贿赂我”的气氛，特威德是坦慕尼派俱乐部-长达一个世纪里民主党在纽约的主要俱乐部会所的“酋长”，但他本人从来未能成为20世纪前半个世纪里在很多美国城市中出现的那种势力强大到能影响一切的城市大佬。借助天才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之笔，他成为了政府腐败的象征。臭名昭著的“特威德法院”（Tweed Courthouse）实际上就是纽约郡法院，现在依然座落在纽约市政大厅的北面，当年它的造价竟然高达1 400万美元。只要将它和在它之前20年建成的英国议会大厦稍作比较，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这其中有多少资金被贪污了。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国家①的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宫（Palace of Westminster）恢宏壮观，举世无双，占地面积达2.4公顷，造价也只有1 000万美元。
但在当时最大的丑闻还是动产信贷公司事件②。1865年，联邦政府授权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建造一条穿过中西部地区的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线。政府将铁路沿线数百公顷的土地作为该公司建造铁路的补贴，这些土地未来将会因为铁路线的通达而大幅升值。为了中饱私囊，联合太平洋公司的管理层成立了一个建筑公司并给它起了一个时髦的法国名字-动产信贷公司，然后雇用这个公司来建设这条铁路线。动产信贷公司向联合太平洋铁路疯狂索取天价的建设费，榨干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和它的股东们，而养肥了动产信贷公司的股东们，也就是联合太平洋公司的管理层。为了确保华盛顿方面不会干涉，管理层贿赂了格兰特政府的许多成员（甚至包括第一副总统）和国会，行贿的方式不是送给他们现金，而是在私下里给这些官员一份厚礼：允许他们“购买”动产信贷公司的股票，并用这些股票未来的巨额股息来支付。
现在，在主板③（Big Board，我们终于可以这样称呼它了，因为现在它的交易量终于使“主板”这个名字名副其实了）单只股票一天的交易量经常可以达到5万股，而市场总交易量达到10万股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虽然此时，经纪人占主导地位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对市场有越来越大的约束力，但对于一个毫无经验的人来说，华尔街还是一个充满风险、动荡不安的地方，因为巨大的财富会在分秒之间易手。有一位名叫奥尔登斯托克韦尔（Alden Stockwell）的西部人控制了太平洋邮递公司（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他通过贿赂华盛顿的官员，拿到了利润丰厚的邮递合同，并以此大发横财。但在短短的两年之后，他就被杰古尔德击败而一贫如洗。斯托克韦尔财富尽失，却不失幽默。他不无幽默地向记者这样描述他的华尔街经历：当我刚来到华尔街，几百股几百股地购买股票时，大家叫我“斯托克韦尔”。当我买的股票越来越多时，大家称我为“斯托克韦尔先生”。到我几千股几千股地批量交易时，我被尊称为“斯托克韦尔队长”。当市场传说我控制了太平洋邮递公司，我被提升为“斯托克韦尔准将”。当古尔德开始攻击我，并把我彻底击败，他们对我的称呼只剩下“那个来自西部的红头发的狗崽子”了。
古尔德和菲斯科依然控制着伊利铁路，司的总部位于西23大街的大剧院GrandOperaHouse）
公（的办公楼里，就是在这个大剧院里，菲斯科后来上演了他的人生戏剧。1868年，纽约股票交易所实行的新规则大大限制了伊利管理层在华尔街市场上操纵伊利股票的能力，而且，此时大部分的伊利股票也已经被英国人买下了。但是古尔德和菲斯科仍然保持着伊利公司的控制权，他们的做法是，拒绝将新股东名下的股票交给他们，从而剥夺了这些股东的投票权。当然，他们豢养的法官们会确保纽约法庭永远站在他们一边。
同时，他们继续与连接西部的其他主干线大打价格战。1870年5月，范德比尔特把从布法罗到纽约市运送牛的运费从每车厢的120美元降低到100美元，接着又降到40美元。伊利铁路也不甘示弱，在6月25日把每车厢的费用降到了纯属象征意义的1美元。无疑，范德比尔特自认为可以比伊利铁路更能承受这种自杀性的降价，于是也如法炮制。
但当新价格开始实施之后，人们发现，范德比尔特的中央铁路线上奔忙着运牛车，而伊利铁路上一辆也没有。范德比尔特很快查明了原委。原来，古尔德和菲斯科已经将布法罗牛市上所有的牛买下，然后通过几乎是免费的中央铁路将这些牛运输到纽约，又发了一笔横财。“船长”对自己如此轻易地被对手击败而感到耻辱和愤怒，他发誓“再也不跟这帮骗子打任何交道”。
虽然受了点小侮辱，范德比尔特这段时间过得还是很愉快。他认识了两位出色的女士-维多利亚伍德哈尔（Victoria Woodhull）和她的妹妹田纳西克拉芬（Tennessee Clafin）。她们的一些举动在当时正处于维多利亚中期的美国社会激起了轩然大波，这包括出版报纸，鼓吹“唯灵论”（spiritualism），伍德哈尔甚至参与竞选美国总统。范德比尔特新近丧偶，他向美丽的田纳西克拉芬求婚，但因为田纳西有一个名存实亡的丈夫而不能接受。她长期无视他的存在，甚至从来没有觉得有离婚的必要-无疑她为此感到非常遗憾。
当维多利亚伍德哈尔向“船长”求助，向他贷款在华尔街上开办一间经纪行时，极具幽默感（这一点鲜为人知）的范德比尔特很爽快地答应了。在今天，我们很难想像当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听到女经纪人这个名词的时候，该是多么震惊和难以接受。在那个时代，很少有女性从事诸如法律和医生这样的职业，即使有也是寥寥无几，而华尔街更被认为是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根本不适合女性参与。
姐妹俩在宽街44号开了间经纪行，生意看来很兴隆，这得益于“船长”，也得益于媒体的关注-他们实在无法想像女人买卖股票和债券是怎么回事。这为姐妹俩带来的游客多于顾客，以至于她们不得不在办公室门口贴了一个启事，上面写道：“如果你来谈业务，请进；否则，闲人免进。”但克拉芬姐妹毕竟不是真正的女权改革先锋，她们很快就对华尔街上日复一日单调不变的事务感到厌倦。她们的业务被华尔街上其他的经纪商看成一场笑话，实际情况也基本如此。这个经纪行最终没能在1873年的大恐慌中生存下来，而女性第一次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拥有一个席位是在100年之后。
詹姆斯菲斯科开始因为参与到华尔街以外的一些活动而受到公众的关注。他曾经担任纽约民兵第九团的陆军上尉，他出钱为他们（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制作了漂亮的新军服和最好的黄铜镶边。
他也在一些重大事件中有出色的表现，在芝加哥1871年大火之后，他组织了一次当时主要的救援活动，他派遣一辆火车把救灾物资运送到这个刚刚被洗劫过的城市，并下令伊利铁路的所有其他车辆为这辆专列让道。当时全美国的人都被这一行为深深打动。
但最让菲斯科出名的事还是他的恋爱事件，或许这是菲斯科惟一一次不情愿的出名。虽然菲斯科当时已经结婚，而且以一个特有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成功的婚姻，但大部分时间他和他的妻子分居两地。他在纽约有套豪宅，毗邻他在大剧院的办公楼，而他的妻子则住在他为她在波士顿购置的大房子中。在纽约，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菲斯科陪同着美丽得近乎是在炫耀的女郎们。对他来说，不幸的是，他爱上了其中一个名叫乔西曼斯菲尔德（Josie Mansfield）的黑头发的女人，她的高大身材在那个时代比现在要受欢迎得多。菲斯科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完全丧失了他平日的精明，以至于没有看出这个女人和他在一起完全是为了他的钱。
菲斯科在大剧院的大街上给曼斯菲尔德买了套房子，很快他就搬进去与她同居了。他的妻子，一向对他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然住在波士顿。但要命的是，曼斯菲尔德很快爱上了菲斯科的生意伙伴-埃德温斯托克斯（Edwin Stocks），斯托克斯风流倜傥，但有点神经质。斯托克斯家族19世纪初乘船从英国迁到美国，斯托克斯的叔叔过着非常舒适体面的生活，住在此时刚刚开始衰退的上流社区麦迪逊广场附近。虽然斯托克斯有足够的钱过优裕的生活，但他的家人深知他的缺陷，一直对他严加看护。
1870年，曼斯菲尔德命令菲斯科搬出他为她买的房子，菲斯科只好照办。他依然很迷恋她，继续给她支付生活费用达数月之久，希望能让她回心转意。与此同时，菲斯科开始调查斯托克斯侵吞他们合办的布鲁克林炼油厂款项的情况。于是，一连串的诉讼开始了，记者们全部涌到法庭上，参加无休止的听证会。在其中的一场听证会上，曼斯菲尔德就她和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作证，于是整个事件肮脏混乱的内幕在报纸上炸开了。
最后，1872年1月，斯托克斯精神崩溃了。他来到大剧院要和菲斯科面对面地解决问题，但得知菲斯科已经离开了大剧院，去拜访一位住在中央大酒店（Grand Central Hotel）的朋友。中央大酒店位于第三街和百老汇大街的交界处，是当时纽约的购物中心。于是斯托克斯赶到了中央大酒店，而菲斯科还没到。当菲斯科来到酒店正准备上楼的时候，斯托克斯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掏出手枪向他连射两枪。第一颗子弹击中了菲斯科的大肚子，菲斯科立刻从楼梯上栽了下去，但他马上又站了起来，紧接着斯托克斯的第二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胳膊，于是他又倒了下去。
菲斯科挣扎着站起来爬上了楼梯，酒店工作人员把他带到了附近的会客厅，并且立刻叫来了医生。而斯托克斯根本没有想逃跑，他很快就被警方逮捕，并被带到纽约市一个令人生畏的监狱，这个监狱有着一个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绰号-“坟墓”。一开始，菲斯科受的伤似乎并不是很重，但是他死后的尸体解剖表明，第一颗子弹把他的肠子打穿了4个洞，引发了腹膜炎，这在当时是致命的。
如果你想体会这样一次刺杀在1872年产生的轰动，你不妨想像一下唐纳德特朗普①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②的大厅里被洛克菲洛家族的一名年轻成员开枪打死，会在媒体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在一个小时之内，报童们就在大街小巷高声叫喊：“菲斯科被刺杀了！”大批人聚集在中央大酒店的外面，警察局长增派了250多名警察看护“坟墓”监狱，因为有谣言说一群下决心要绞死凶手的暴徒正在朝监狱赶来。
与此同时，经纪商涌进了位于麦迪逊广场的第五大道酒店，很快一个非正式的伊利股票“交易会”自发形成了。虽然经纪商们“对于菲斯科在盛年之时被人冷血刺杀表示了一点同情”，《纽约先驱报》报道说，但他们还是一群最冷酷无情的人，报纸引用他们中的某个人的话说，“伊利股票肯定要涨”。事实确实如他所料，星期一早晨一开市，伊利股票价格就涨到了35.25美元。
虽然经纪商们对菲斯科的悲剧表现得很冷漠，但当时的普通大众却不是这样，这使得这个国家的卫道士们非常震惊，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菲斯科古怪的生活方式和混乱的感情纠葛，而大众则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人们记得他出身贫寒，但一直努力奋斗，他的成功完全是汗水换来的。”《纽约先驱报》在第二天报道说，“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虽然他也用了不少华而不实或者半野蛮的手段，但在他灵魂深处有追求自由的信念和慷慨大方的精神，这使得他的那些缺点无关紧要了。”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菲斯科总是非常大方，在伊利公司的办公室里，总有川流不息的人群来向他请求免费乘车，或者借钱购买杂货或煤，通常他们的要求都会得到满足。而他那天现身于中央大酒店，正是为了去看望他的一位已故朋友年轻的遗孀和孩子，他一直在悄悄地支付他们的生活费用。
虽然菲斯科仅仅在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小歌剧①的演出中穿过军服，但在纽约民兵第九团的组织下，菲斯科的葬礼是19世纪纽约市最宏大的军队葬礼，只有林肯和格兰特的葬礼超过了这个规模。在葬礼队伍行进的时候，有10万人出来为他送行，当天夜晚，他的尸体被运送回家乡布莱特博罗（Braffleboro）埋葬，人们三五成群，在1月凛冽的寒风中站在铁道两旁，默默致哀。几年以前，他曾经慷慨地出钱把公墓用铁栏杆围起来，他当时开玩笑地说，他也不知道这些铁栏杆有什么用处：“现在已经在里面的家伙，是不可能出来了，在外面的人当然也不想进去。”
菲斯科的伙伴杰古尔德也将在那年的春天失去对伊利铁路的控制权，主要是因为前一年夏天《纽约时报》不停地刊发特威德集团大量贪污受贿的证据，最终导致特威德集团的解散。那些一直在袒护伊利铁路的法官现在自身难保，他们中的大部分最终还是被弹劾了。古尔德在由于他退出伊利铁路而引起的伊利股票大幅上涨中大发横财，这并不出人意料。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继续在西部联合公司、南太平洋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的运作中扩大他的财富，直到1892年因肺结核去世，享年56岁。
* * *
从南北战争开始到菲斯科被刺杀，这非同寻常的10年标志着华尔街作为一个主要的金融市场正式登上了世界舞台。随着华尔街最显赫的大玩家突然去世，多少年来一直是华尔街标志的西部拓荒色彩也开始渐渐褪去，但是1873年的大恐慌才真正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结束。
杰库克曾经因为帮助联邦政府成功发行债券，为南北战争筹资而成为了最负盛名的银行家。
战后，虽然他依然在美国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自己的银行-杰库克银行却没有那么兴旺。他依然在政府债券市场中拥有较大的份额，还拥有几家铁路的股权，其中一条叫北太平洋的铁路是最让他头疼的。尽管他为了资助这条铁路的建设已经发行了价值1亿美元的债券，但是这笔钱还是在铁路完工之前就花完了。1870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对这条铁路线的建设给予额外的财政补助，并授权库克全权代理。于是，库克又在欧洲市场上发行了更多的债券，铁路沿线的北达科他州甚至把它的首府命名为俾斯麦①，以吸引更多的德国投资者来参与这个铁路项目。库克试图用他在推销战争债券时的成功手法来推销北太平洋铁路的债券，但收效甚微。铁路建设困难重重，大桥坍塌，路基被冲垮，到1873年初，公司已经发不出工资了，只能向工人打白条，并且公司在银行的账户也已严重透支。《费城纪事》（Philadelphia Ledger）把它与18世纪初发生在英国的南海泡沫相提并论，后者是一个由骗局和期望同时构筑的金融投资计划，它使得千家万户都遭受了巨大损失。
这个时候，库克正和JP摩根共同承销新发行的3亿美元的政府债券，这一次他们又选择了欧洲作为主要的市场。虽然实际的承销费用仅仅只有15万美元，但是承销所得全部收入可以推迟到1873年底再交给政府。假如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售完所有的债券，他们就可以有一年的时间免费使用这笔资金。摩根，此时正和费城的一个银行家安东尼德雷克塞尔（Anthony Drexel）合伙经营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Drexel，Morgan and Company），他并不急需这笔钱，而库克不顾一切地想拿到这笔钱。令人遗憾的是，销售进展缓慢。（有人曾指责摩根想蓄意“摧毁”库克，但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债券销售进展缓慢，究竟是摩根的蓄意所为，还是市场条件所致）。
9月份，库克最终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中。一直紧张的资金供应在秋天来临之际接近枯竭，欧洲市场显然对美国证券越来越没有兴趣，更多的铁路陷入了财务困境，政府丑闻相继爆出，这一切迹象都表明华尔街正在一步一步接近灾难的边缘。
灾难最终降临了。9月13日，星期六，凯恩-考克斯公司（Kenyon，Cox and Company，这是丹尼尔德鲁的公司）宣布破产，停止营业。第二周的星期一和星期二，恐慌还没有发生。但是到了星期三，股市开始下跌，交易量放大，卖空行为也明显增多。内幕人似乎正在离场，而且他们的行动似乎恰逢其时。第二天，9月18日，星期四，上午11点钟，库克在纽约的合作伙伴范斯托克（H. C. Fahnstock），宣布库克银行的纽约支行暂停营业，很快在费城的库克银行总部也被迫宣布停止营业。于是，美国此时最显赫的银行破产了。
这条消息就像炸弹一样在华尔街炸开了，“一匹脱缰野马”呼啸着冲上了华尔街。当消息传到了交易大厅时，“人群中爆发了一声惊叫，这声响似乎要冲垮经纪商所在的整个大楼，”《论坛报》写道，而在交易所之外，“恐惧似乎抓住了每个人的心。”
第二天，各种谣言传遍了华尔街，甚至有谣言说“船长”也濒临破产。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因为范德比尔特没有以保证金的方式买股票，而且他的股票是相对安全的。但是无数与他合作的经纪商和银行却被迫停止营业，甚至很多经营良好、利润丰厚的公司，它们的股价也遭到了重创。9月20日，星期六早晨，西部联合公司的股票价格从75美元骤跌到了54.5美元。
华尔街的恐惧通过大西洋的海底电缆迅速传给了欧洲，欧洲市场也应声崩溃。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华尔街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增。《纽约先驱报》认为这种疯狂和歇斯底里完全可以把各个帝国摧毁。一个经纪商称这次崩溃为“自从黑死病以来最大的世界性灾难”。
星期六上午11点钟，纽约股票交易所宣布无限期休市，这在其历史上是第一次。格兰特总统、财政部长和其他政府高级官员一起从华盛顿来到纽约，与纽约金融巨头一起商讨解决的办法。范德比尔特告诉他们这次崩溃的原因在于铁路的过度扩张，而这种扩张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发行联邦债券，他对媒体说：“用公众的钱修建一条从一个无名小镇通向另一个无名小镇的铁路，这无异于公然犯罪。”
由于此时还没有中央银行，联邦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受到很大地限制，它决定从星期一开始，在公开市场上买入联邦债券，以此向金融市场注入新的资金。股票交易所禁止其会员在交易所之外交易股票，但大部分会员对于这项禁令不予理睬，继续进行场外交易。随着崩溃的恐慌消退，股票交易所宣布它将于9月30日（星期二）重新开市，股票市场终于慢慢恢复了元气。但是，这次大崩溃给整个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南北战争后的繁荣景象完全消失了。六年之后，这次衰退才最终结束，美国经济才逐步恢复过来。到那个时候，华尔街将大大地成熟了。
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在这个时代……
1866年大西洋海底电缆开始运行。同年，JP摩根因牵头签订了“海盗协议”而在华尔街声名鹊起。
1868年格兰特当选为美国总统。
1870年华尔街发生古尔德黄金投机案。
1873年由股市崩溃为导火索，美国开始了长达6年的经济萧条期。
也在这个时代……
1870年清政府设立北洋通商大臣一职。
1871年俄军攻占伊犁。中日议定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
1872年第一批清朝留学生赴美。
1872年清政府设立轮船招商局。


华尔街的历史舞台上，先后登场了无数形形色色的人物，各自演绎了多姿多彩的人生。他们中有的人开创了华尔街的新时代，唤回了华尔街久已缺失的诚信和社会责任感，这些人中的杰出代表是摩根；有的人却因吝啬和爱财如命而留名青史，如海蒂格林，但是，这样一位彻头彻尾的守财奴却在股市的惊涛骇浪中游刃有余，她说：“你需要做的就是低买高卖”……

（1873——1884）
* 19世纪70年代发生的市场崩溃不可避免地再一次导致了美国股市的萧条。
欧洲投资者一直是美国这个新兴国家主要的国际资本来源，此时也对投资美国望而却步。但是，有趣的是，股市崩溃对于正在兴起中的美国的影响也不全是负面的。大洋彼岸的欧洲人在美国股市崩溃中往往会将他们持有的美国证券低价抛售给美国人，美国人因此得以变相地洗劫了此时还远比他们富足的欧洲人的财富。同时，股市的周期性崩溃也将经济繁荣时期积累下来的泡沫挤出了经济循环之外，使得经受了考验的经济体变得更加健康，增强了免疫力。
* 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由于各种因素的推动，美国完成了规模宏大的工业化进程，这是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1878年，在纽约交易所上市的公司里还没有一家以制造业为主，但到了1900年，工业股票已经迅速成长为华尔街的股票主体。而与此同时，美国的钢铁产业白手起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钢产量超过了全欧洲的总和。
*也是在这个时期，一位对华尔街和美国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脱胎于南北战争年代狂放粗野的华尔街，他把它迅速变成了正在兴起的全球经济中最主要的力量之一。”这个人就是JP摩根。
*摩根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他是华尔街新一代投资银行家的代表。不同于早年华尔街大部分的投机家，他信奉的理念是诚信为本。在史无前例的工业化进程中，他和他所代表的华尔街人为美国一举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筹集了所需的巨额资金，与此同时，他们还重塑了华尔街在美国公众中的形象，使得华尔街在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摩根创立的摩根银行从那时起到现在一直是全球最主要的金融机构之一。
*在华尔街这个巨大的名利场上，人性的一切方方面面都暴露无遗，因此也就从来不会缺少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成为华尔街传奇无法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时代的海蒂格林是美国历史上最为富有的女性之一，她依靠投资股市而致富，可以说是一个勤勉的投资者。但她视财富如生命，对于金钱的酷爱近乎病态，她可以为了很小的一笔金钱而毫不犹豫地放弃一切——时间、声誉、健康、友谊，等等。无疑，她是华尔街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一个典型的葛朗台式的守财奴。
*在此前的黄金操纵案中侥幸没有酿成大祸的格兰特在退休后也来到华尔街，这一次，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这位幼稚的前总统和退休将军，受到华尔街老练的投机家沃德的蒙骗而深陷泥潭。
他的公司最终不可救药地破产了，并引发了一场短暂的金融恐慌。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格兰特最后名下只剩下了两百美元，他只好依靠写作回忆录来赚钱，这无意中造就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格兰特回忆录》。
在这个时代……
1879年托马斯爱迪生发明电灯。
1881年格兰特总统卸任。此后他成为华尔街一家金融公司的合伙人，但是经商失败，以破产告终。
1882年美国通过排斥华工法案。
也是在这个时代……
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中日签订《台事专约》。
1879年日本侵占琉球。
1880年中国电报总局成立。
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


在美国的历史上，1895年，发生了一个非凡的事件，黄金从国库大量外流，使得国库中黄金的数量不到法定黄金储备量的一半。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克利夫兰，作为此时已经是世界强国之一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不得不向摩根——华尔街的领袖，屈尊求援。
他向摩根问道：“您有什么建议？”……

（1884——1901）
*格兰特公司的破产所引发的混乱逐渐消退，尽管偶有昙花一现的短暂繁荣，华尔街依然在持续的低迷中度过了19世纪的80年代。进入到90年代，股市刚刚有转暖的迹象，却又突然遭遇了1893年的市场崩溃。更为糟糕的是，这场市场崩溃引发了美国经济体系中一颗定时炸弹的爆炸。
*南北战争后，随着美国逐步回归到金本位制，美国财政部于1873年开始停止铸造银币，在70年代中期声势浩大的银矿工人罢工等政治压力下，国会于1887年通过法案，允许更为自由地将白银铸币，并规定了银币和金币的价格比。于是，西部地区以空前的速度开采白银，白银的供应量随之激增，白银开始逐渐贬值。按照“劣币驱除良币”的原则，人们很自然地选择使用银币作为流通工具，并将黄金藏匿起来。于是，黄金开始不断流出国库，在1893年市场崩溃的打击下，形势迅速恶化，流出国库的黄金如滚滚洪流，并被整船整船地运往欧洲。1895年的1月，美国国库只剩下了价值4500万美元的黄金，不到一亿美元法定黄金储备量的一半。
*在困境中一筹莫展的克利夫兰总统最终向摩根伸出了求援之手。摩根和他的同伴成功地为美国在欧洲筹集了一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同时摩根使出浑身解数，使用各种金融操作手段，使黄金不再源源不断流向欧洲。终于，到1895年6月，美国国库的黄金储备稳稳地停在了一亿美元之上。
这样，摩根凭借他无人可及的影响力和非凡的智慧，独臂擎天地挽救了美国，使其免遭一场金融灾难。这一刻，华尔街凭借自己的力量，真正地成为了一个世界巨人。
* 19世纪的90年代也是华尔街的转型期，1892年，纽约建立起了一个大型清算中心，为经纪商的证券交割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在这个时期。《华尔街日报》的创始人道琼斯将股市中主要股票的价格加权计算，得到了能够反映股市整体情况的一个绝妙而简单的方法，这就是今天广为人知的道琼斯指数，简称道指。刚刚问世时道琼斯指数只有40点，在1906年道指首度突破100点，在1972年突破1000点，在1999年突破10000点。
*同样，也是在这个时期，华尔街的银行和经纪人自发推行了对上市公司强制实施公认的会计准则，有效地遏制了此前上市公司乱做假账的恶习。同时，和文明一样古老的会计职业也在这个时期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注册会计师首次出现并从此成为现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力量。
*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华尔街爆发了历史上最后一次铁路股票囤积战。这次铁路大战的主角是摩根和一位与他同样声望显赫的犹太银行家谢弗。滑稽的是，这两位塑造了华尔街全新形象的银行家，却不无讽刺地成为了华尔街最后两位“牛仔”。
在这个年代……
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谢尔曼白银法案》。1894年，美国出现严重的黄金储备外流事件，美国政府不得不向JP摩根求救。
19世纪90年代华尔街取得两大进步：股票市场平均指数和现代会计制度出现。
1898年美国对西班牙宣战。同年，西班牙将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等地割让给美国，并确立古巴为主权国。
1898年美国总统麦金利签署一项兼并法案，宣布夏威夷为美国的一部分。
1901年爆发北太平洋铁路股票战。
也在这个年代……
1884年马尾海战。
1887年中国铁路公司成立。
1888年英军侵略西藏；北洋海军成立。
1894年日军侵入朝鲜，随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1896年李鸿章乘船来到纽约，对美国进行访问。
1897年清政府发行“昭信股票”。
1898年戊戌变法。清政府废除八股考试，诏设农工商总局。
1899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使中国成为列强掠夺的开放国际市场，同时又保持中国的统一。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政府逃离首都。
1901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同年，《辛丑条约》签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