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业的“死穴”在哪里？ - 金融行业 - ITPUB论坛－专业的IT技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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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遍布全国各地那些大大小小的行长中，有的常常令一些江洋大盗自卑。你别说，仔细把这些年江洋大盗们抢银行的“收入”合计一笔账，加起来确实还不及一位行长贪污的零头。
前几年，社会上流传着一个笑话：一伙江洋大盗到一家银行抢劫，被保安拦住。江洋大盗说：“你闪开，别管闲事！”保安镇静一笑：“银行里没有钱，你们什么也抢不到。”江洋大盗搜寻一遍，确实一无所获，问：“那么你留在这里干什么？”保安说：“行长让我在这里专门告诉你们这些人，银行金库和保险箱的门都开着，免得被你们撬坏了。”江洋大盗问：“钱都弄哪儿去啦？”保安说：“大概都在行长家里。”——夸张了点儿。但如果说，比起江洋大盗，那些“监守自盗”的行长才是对中国金库最致命的威胁，你不会没有同感。因此，不能不对行长经济犯罪现象保持高度警惕。
近年在媒体公布的“中国50巨贪榜”中高居 “状元”之“尊”的就是行长，想必大家不会忘记2002年5月13日那宗发生在银行业而涉案40亿元的“建国以来中国最大金融罪案”，作案人就是连续九年“接力式”腐败的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等三任行长！
“中国行长第一贪”余振东之流暂且不说了，就说最近才走进国人视听的两宗行长经济犯罪大案，同样“骇人听闻”！
一宗是发生在京城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所谓“租赁案”。今年元月19日，有媒体披露了一个迟到的信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两名前任副行长胡楚寿、于大路被批捕。最近检察院方面证明，去年6月，二人已被“双规”，同年9月被批捕。
所为何事？案情深不可测。但简单地说，就是胡、于二位前任副行长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近10亿元国有资金，“通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股权变更，最终实现私有化”，变成了个人囊中之物。
现在，所有的“事实”都指向一个事实：正是得到了两位副行长前“腐”后继的鼎力相助，一笔天文数字的国有资金才实现了“私有化”！目前已经确认的证据是，“胡楚寿之子胡刚，从中分得了一杯羹”。案发后，胡刚已不知去向。至于胡楚寿、于大路个人从中得到多少，目前尚无定论。不过，不至于令人过分绝望的是，这两位行长没有“出国”就已身陷囹圄；至于那笔被“私有化”的国有巨资是否已经进了瑞士银行的私人账户，目前不得而知。
另一宗是在今年元旦前发现的“行长卷数亿巨款举家逃往加拿大”的离奇案件，更让国人欲哭无泪。该案说的是中国银行黑龙江哈尔滨河松街支行诈骗案，涉案金额已超10亿，涉案元凶还是行长！这家街道支行的行长姓高名山，据传高山“神通广大”，要不一家门槛不过“科级”、只有5名工作人员的银行分支机构，何以竟有几亿元资金不翼而飞？据最新消息，截至目前，此案涉案人员已经超过20人。
其实，何止是行长，连银行小小的科长都有把九位数以上的国帑轻松“私有化”的本领。广东中山市的“雄雌大盗”陈满雄、陈秋园夫妇与中国银行中山分行职员内外勾结，恶性透支长城卡制造的“1995年国内挪用公款第一案”，去年底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完成一审。二陈夫妇与银行两位科长共同“挪用公款”4.2亿多元！二陈夫妇曾被媒体列入“中国50巨贪榜”且高居“榜眼”，屈居“状元”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之后。
二陈既非高官，又非银行要员，如何挪用这笔天文数字的公款？有银行“内鬼”策应。法院判决书显示，1993年10月至1995年5月间，二陈在“葡京”赌场欠下巨额赌债，于是这对输红了眼的夫妇，便勾结中国银行中山分行存汇科科长冯伟权、副科长池维奇（均已被判刑），挪用该行资金48笔共计人民币41515.723万元。此外，1994年8月，二陈通过冯伟权冒签转账，从中行挪用350万元用于还债；1995年5月二陈潜逃之前，又通过冯伟权从其他银行客户的账户上挪用884万元，以作逃资。这样，1993年10月21日至1995年4月6日间，二陈与冯、池利用二陈在该行申领的长城卡，在没有办理任何正常的贷款申请、担保、抵押等手续的情况下，采用恶性透支的手段，使挪用银行资金总额达到42749.723万元。
截至目前，挪用的4.2亿公款中仍有3.1亿多元未能追回。时有打油诗云：
“抢劫”四亿二，挥霍三亿多；人头诚可贵，国帑算什么！贪官何所惧，再贪也能活；卷它几亿去，百福先享过。一朝翻了船，引渡又如何；只要小命在，“余财”可消祸。
人们不禁要问：中国银行业到底还存在多少被行长和业内黑手“私有化”的隐患？中国金融业到底还有多少个能证明自身健康安全的理由？我们爱说那些行长是“蛀虫”、“硕鼠”，其实这未免太小看他们了，他们简直就是“胃力”无边的吞金恶魔！那种“搬运机”式的大手笔窃取，难道不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金融犯罪景观？
国人累死也想不通，连一家普通的私营企业都能把财务防线搞得固若金汤，而国家金库是国家的命脉所系，堂堂国有银行却硬是堵不住断脉取命的漏洞，一年堵不住两年堵不住，十年堵不住二十年也堵不住，而且越堵越大，越堵越烈。平时一听贪官贪污，我们就会急红了眼，可现在想想，普通的政界贪官比起银行内部特别是行长贪污，实在要“廉洁”得多。行长不仅是国家金山银山的守护者，而且还是管理者和支配者——这才可怕！
行长经济犯罪现象，或银行业经济犯罪现象，有人说是银行“内控”失灵，也对，但这只是“标”，而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国有银行中的“人治”综合征。在行长可以一手遮天的体制下，银行的人事管理结构再安全，技术手段再先进，即“内控”再严密，都不如行长一句话。行长大人说把这笔款给我划到美利坚，业务人员保证不敢转到伊拉克。
会计管账，出纳管钱，其实这种最原始的银行业务管理模式如果动真格，行长要“偷”钱也不会太容易。但问题是，行长还管着会计和出纳。就像老虎委托狼和狗共同看护一只鸡，当老虎要吃掉那只鸡的时候，狼和狗是绝对不敢提出异议的，它们至少害怕被老虎“炒鱿鱼”，这也是狼和狗经常成为老虎同谋并分享“一杯羹”的原因。现在除了更科学更严密的业务管理架构外，还把指纹、密码、监控等先进技术统统引进了银行管理体系，再加上里三层外三层的“监督机制”，如专盯着银行业务“猫腻”的“银监会”、审计部门，专盯着银行高管手脚的监察部门和纪检委等，应该万无一失了吧，可结果如何？仍然不堪一击，仍然挡不住一笔笔巨款被行长们席卷而去！
据今天（2月6日）人民网编辑王欣的特别策划《中行票据诈骗案击中银行内控软肋》提供的资料称，在这宗中国银行“高山案”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2002年的一天，与此案有关联的一家企业高管曾对中行黑龙江省分行领导抱怨：“你们的那个支行行长胆子也太大了，竟敢将我们账上的4000万元给划走了，不信你们就查一查！”中行的工作人员下去一查：确有此事！但此时，中行又接到了该企业法人代表的电话：“那是我们自己家的事，你们就没有必要查了！”此事就此搁浅。
“搁浅”，暗藏玄机的“搁浅”！荒谬绝伦的“搁浅”！我想起前几天我隔壁发生的那宗凶杀案：一老人报警称女婿杀了自己的女儿，警察赶到现场，但老人拦住警察说：“这是我们自家的事，你们回吧。”警察当然没有回去，因为那已经超出了“自家事”的范围，但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的领导却真的当成“自家事”而将其“搁浅”！可悲的是，两年前的“搁浅”已然导致两年后至少10亿元人间蒸发。某领导“高度重视”就好办？说“搁浅”就办不了？有人将其斥之为监管的“纵容”，如果是，那也是体制是纵容，是我们的金融体制已经在市场经济航程中搁浅。如果说高山之流是“内鬼”，那么那些“纵容”者就是“外贼”，我国银行业的“内忧”和“外患”，折射出金融体制的风雨飘摇和穷途末路。
“内控”失灵的实质是“人治”，而“人治”问题的根子在体制。中国金融业的体制，至今仍然深深地打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表面看上去包装了“市场”外壳，其实不过是给其穿上了一件自欺欺人的“皇帝新衣”而已，骨子里还是“旧社会”。就像一只猴子，无论穿上一件多么时髦的西装，总是会在后面拖一条长长的尾巴。尾巴没有退化，即使穿上西服，猴子也不会变成“人”。从朱总理到温总理，对中国金融业的体制转换可谓费尽心血，一直试图用和平的方式让“尾巴”无痛退化，总是狠不下心来挥剑断尾。叫我说，“休克”一回又如何？
人们往往容易被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华丽的“市场”外表迷惑，但把国有银行推向市场就算改制了？把国有银行推到股市就算改制了？银行的高管有“部级”有“厅级”有“处级”有“科级”有“股级”，都是公务员（国家干部）——这是哪门子“市场化”？今天是行长，明天就可能成了市长，这不是不可以，只是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搞“政企分家”后，同时又为之提供了藕断丝连的机会，因而成为导致中国永远出不了“银行家”、“金融家”的体制怪圈。所以有人说，中国金融业只有政客，没有金融家。在这种体制下，即使原本是金融家胚子，也会被这个强大的“权力社会”逼成“政客”。金融家管银行，就像让厨师对付一块肉，他会千方百计地将其烹制成美味佳肴；而“政客”为国家看守金库，则像让黄鼠狼对付一只鸡，除了整天琢磨着把鸡吃掉，再没有别的心思。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不在法制架构下建立相应金融体系，而仍然用行政手段去管理一个巨无霸式的国家金融业，不仅徒劳无功，甚至可能南辕北辙。“中国银行”在国有银行中上市算是较早的，但几年来祸端可谓此起彼伏，总是让人提心吊胆。继余振东案之后——2003年6月12日，中国银行香港机构立案调查中行上海分行所放贷款，涉案人刘金宝已被正式立案调查；2004年2月21日，中行纽约分行骗贷案：周强和刘萍则不断地通过提供虚假贸易文件，导致纽约中行不断地为本不存在的贸易提供短期贷款，而周强和刘萍则不断地靠借新贷款来还旧贷款；2004年7月21日，浙江湖州中行存单骗贷案：这是一起巨额个人存单质押贷款案，该案所涉及金额与恶劣性质刷新了浙江省金融案件的历史记录；2004年11月25日，中国银行储蓄所全体员工公款炒汇案：该行设在北京的一个储蓄所从所长到储蓄员6名平均年龄不到33岁的女职工，在10个月内挪用3000万公款同客户炒汇——此案还没了结，“高山案”之祸又从天而降。
“中国建设银行”去年试行改制，成败与否，暂时不敢妄加评论，但从其“体制”中“汤”和“药”的关系上端详，没有多少可以让人放心的理由。我有一位朋友在建行当处长，就在建行改制前夕，他使尽浑身解数往“党政”方向跑，他说哪怕到团委凑合也比被“市场化”了好，至少还有人叫“处长”。这是一种怎样被扭曲了的蝇营狗苟的心态呵，包括行长在内的银行人什么时候把银行当成银行去经营过呢？当然，国家用心良苦，在改制后毫不掩饰地充分考虑并成全了高层管理人员的这种心态。如此表面上走三步而骨子里退两步的改制到底能走多远？不计其数的国家财富因体制滞后而动辄就被“私有化”的教训难道还不惨痛吗？
中国国有银行内应学学广东发展银行，“广发行”为什么活得比较洒脱？就是因为它离行政较远，而离市场较近。外应学学瑞士银行。虽然我不知瑞士银行是如何管理的，但我知道人家那里的银行总是没有那么多的是是非非，更没有听说瑞士银行的行长有谁卷款跑到了中国什么的，反而总是有那么多的中国贪官万里迢迢到那里去开账户。
如果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大小行长们今后仍然天天都把自己看得像“国家干部”，而不是以“金融家”的素质和心态去兢兢业业地用国家财富去为国家积累财富，那可真要提防像余振东、胡楚寿、于大路、高山等行长们那种“搬运机”式的超级大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