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个女人 - 比特币今日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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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莲花
解放以前,在唐山煤矿做过妓女的人很多，但至今还活着的就不多了。如果还有活着的话，恐怕也得八十多岁了。这些三四十年代做妓女的人，都是些苦命家庭的孩子。她们有的是被卖到妓院的，有的是顶账给财主后再卖给窑子的。她们大的十八九岁，小的十三四岁。姿色好一点的，卖给小山街、大庙街、桥西街和估衣街有名的“醉春楼”和“暖春阁”的妓院里。长的丑一点的女孩就被卖到“桃花胡同”和“神仙胡同”当了土窑子里的妓女。
过去，煤矿十天开一次工资，那些没有老婆的井下工人，路过这些小胡同就被站在门口的妓女拦住，经不住诱惑的就和女人钻进黢黑腥臭的土窑子里鬼混一夜。
四八年，唐山解放后，这些妓女都嫁了人，她们嫁的男人都是有缺陷的、或是岁数大的。这些妓女婚后大多数人不能生育，只有极个别的生育了后代。因为她们进了妓院后老鸨子就给她们吃了一种叫作“断后散”的中药。据说这种中药是老鸨子自己配的，一是消毒，二是不怀孕。我的邻居马大娘就是吃了这种中药永远不能生育的。
马大娘的名字叫马莲花，解放前在“暖春阁”当妓女。莲花年轻时很漂亮，她是怎么进的妓院的就连上辈人也不清楚。但莲花的一生是苦难而肮脏的。莲花六十岁的时候，她说话，走路，叼烟卷的姿势，还流露出做妓女的功底。她年轻时的美丽漂亮，从她的眉眼、皮肤、身段依然能找到她从前诱惑男人时的美丽俊俏调情的影子。
到了六十年代，莲花的日子又进入窘迫了。当时，煤矿门口，晚上出现换全国粮票的，卖阿尔巴尼亚烟的，卖打火机火石的。莲花知道火石成本小利润大，她就做起了卖火石的生意。她每月跑一趟天津，她用暖水瓶装满一瓶胆火石，回来后分成五粒一包，天一擦黑，莲花打扮得花枝招展，拎着马扎子到矿门口。她把火石打开一包，然后小腿一盘，叼着烟卷卖大块火石。她卖的火石便宜，一毛钱两块，每晚都能卖几十包。但是，只要买了她的火石的准上当。她那包火石里最少有两个是家假的。她在火石里放进了和火石一样大的铅丝。
从此，莲花落了个雅号，叫大块火石。后来，矿门口的夜市被取缔了，因此，莲花的生意做不了了，她只能到垃圾池捡破烂。毕竟她也是五十出头的女人了。她的姿色早已被岁月和污渍覆盖了，她完全象一个叫花子。
到了七十年代，莲花已经很少出门了，她只能靠邻居们给一点街道补助一点来维持活着。那一年的秋天，莲花做了一件最见不得人的勾当，傍晚的时候，胡同里传来叫卖狗肉的的吆喝，这下又勾起了莲花的馋虫子。她用手巾擦了把脸，用梳子拢了拢花白的头发，又用手巾掸了掸身上的灰尘，慌慌悠悠出了屋门，她向卖狗肉的喊了声：“卖肉的，过来。”她也没问价，对卖狗肉的说：“给我约二斤。”卖狗肉的从狗腿和肋板处给她剌了二斤，约好后用牛皮纸包好了递给她。莲花说：“等着，我给你拿钱去。”卖狗肉的在门口点了一锅旱烟，一边喊一边等她送钱来。大约等了半个小时，卖狗肉的对屋里喊：“大妈，快把钱拿来呀？”莲花答应着：“你进来拿吧。”卖狗肉的挑帘进屋，一看，莲花一个布丝不穿躺在炕上。卖狗肉的一看就傻了。他楞了一会，马上就跑出了屋子。他在门口骂莲花老不要脸臭窑子娘们。尽管他在外面骂，莲花就是不出来。胡同里也没有看热闹的。卖狗肉的骂了一会，就认倒霉走了。
为了活着，莲花一生做了许多见不得人事情。为了活着，莲花不干这些，她又能干些什么，她又会干些什么？一个在解放前做妓女的人，一个从小就不知自己身世的女人。她没有亲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她不干这些，又能干什么呢？不干这些她怎么活着？
一九八九年的冬天，莲花死在了她那间黑暗的小平房里。她被人从屋抬出来的时候，她脸上的皮肤早已腐烂了，紫黑的皮肤，眼睛塌陷成两个窟窿，她的头完全就是一个骷髅了。她那缺齿牙紧紧地咬着。她的面部显得非常恐惧，真象一个魔鬼。但看莲花穿的衣服，还是非常干净非常庄重的。人们能想象到她在临死前，把一生中最喜欢穿的那身紫色大绒的旗袍穿在了身上，脚下穿一双绣花的绿色布鞋，她把这些穿在了身上，是想干干净净地离开这个给她带来痛苦和不幸的世界。
二丫
二丫小酒馆，老板娘叫二丫，在家可能是排行老二，所以她爸给取名叫二丫。二丫的人样子长得说不上俊，但挺受看。她白白的胖胖的，尤其是那高高挺起的前胸特别招人，井下的哥们喝完酒后都爱摸一把。习惯了，她也不以为然，特别是到了夏天，二丫穿着跨栏背心，两个雪白的乳房在背心里乱动，好象有挑逗哥们的感觉。哥们们喝到兴致的时候，喜欢叫二丫过来陪着喝两杯，二丫顺手拿个杯子就坐在他们的身边，白酒啤酒随便喝。她陪每人喝一杯一点事也没有。当人们都喝到一定程度时候。二丫很温顺地劝大伙别喝了，剩下的酒留着明天再喝。有人说：“那不行，二丫你要是不让我喝了，那你叫我亲一口，然后再叫每个人亲一口。”“行”二丫说“只要大伙别喝醉，甭说你亲我，就是让我亲你也行。喝多了又吐又沁的多难受。来，兄弟让姐亲一口，别喝了。”她这一亲，把其他几个哥们都吓跑了。
二丫是工亡家属，她结婚第二年丈夫就在井下出事故死了。当时矿上给她安排了工作。二丫不去。她向矿上提出就要一间矿门前的小酒馆。矿上就答应了。并减免了她的水电费。
二丫开这小酒馆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从前丈夫活着的时候，特别好喝口，经常有一群井下的哥们到她家喝酒。二丫是个爽快人，也喜欢井下哥们的性格，丈夫死了之后，她就把小酒馆承包起来，请了两个厨师，两个服务员，二十四小时营业。二丫想，丈夫的那群哥们，对她都很照顾，为了报答他们，她每天泡在小酒馆，陪这群井下的哥们。她知道这群哥们都很辛苦，在井下累了一班，上井后又不能回家，想吃点顺口饭，喝点酒解解乏，又没地方去，就让小酒馆当成他们自己的家。
在二丫小酒馆吃饭喝酒自己算帐，吃完了给也行，记帐也行，有钱给，没钱不给也行。二丫从不计较。工人们赶开支前兜里没钱了，在二丫这借个百八十也行，这几年，井下这群哥们跟二丫借钱特别多，有的实在还不起了，二丫开口说不要了。二丫常说：“钱不值钱，人值钱。钱花没了可以再挣，人要是没了，用多少钱也买不来。”
二丫小酒馆在煤矿门前是最红火的小酒馆，天天是人满着。去五月份她免费请井下这群哥们吃了一个星期。因为二丫和另一个井下的哥们结了婚。那哥们和二丫结婚后，就办了买断工龄手续，到二丫小酒馆当了厨师。从此，二丫的小酒馆更红火了。但是，随着城市的改造，煤矿门前的小平房拆除盖楼房，所有的小酒馆全部搬迁道了别的地方，所以，一条百年的饮食老街就消失了。二丫的小酒馆也被轰轰隆隆的铲车吞噬了。后来，二丫在城里卖了楼办起了酒楼，取名还叫二丫酒馆。
斜眼女人
《麻衣神相》中说：“身有小疾，心有小毒。”意思是说，身有残疾的人，心里有险恶的阴影。地摊算卦相面的先生也说：“眼斜、嘴歪、心不正，腰里别着勾子秤。”
我小时候听一群在墙根晒太阳的老头们说，“矬子杀人不用刀，罗锅子杀人有绝招，最狠不过斜勒眼，斜勒眼狠不过水蛇腰。”这些顺口溜和相面先生、书上说的，多少有些偏激。身有残疾的人，不一定都那么险恶歹毒。身体健康的也是不一定都干好事。
斜眼女人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她高高的个子，枣核体型，灰白的头发，左眼是大眼睛双眼皮，右眼小而斜，几乎看不到黑眼仁。她的五官除了眼睛有毛病外，其他四个部位长的都是地方，基本上挑不出什么毛病。
斜眼女人四十岁就守寡，她把两个儿子拉扯大都娶上了媳妇。儿子结婚后，她一直自己过。她的生活来源，一部分是丈夫的劳保，剩下的是捡破烂和卖鸭蛋挣的钱。
我小的时候，斜眼女人就养鸭子，她从农村嫁到城里，每年春天南方人来卖鸭子，她都买几十只小鸭子。当年，卖鸭子的当时不要钱，等秋后鸭子长大了再来收钱。鸭子死的不管，鸭子是公的不要钱。斜眼女人挑的鸭子基本上都是母的，没死一只，个个又肥又大。连卖鸭子的都说斜眼女人不仅会挑鸭子，也会养鸭子。斜眼女人的老家在农村，她家门口有一条河，她家养了好多的鸭子，伺候鸭子她有一手绝活。
她家住胡同里面，每天早晨，她拿着一根小竹杆把鸭子向胡同外的草坑哄。几十只鸭子嘎嘎地从胡同乱叫，鸭子一摆一摆的从我家门前经过后，地上全是鸭子的排泄物。斜眼女人不管打扫，我们还得替她打扫鸭子屎。人们在恨鸭子的时候，更恨斜眼的女人了。
斜眼女人二十岁那年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岁的井下矿工，她的男人是一个瘦小而且患有矽肺的病人。她和这个男人生活了二十年，她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叫富贵，小的叫富有。在她三十九的那年，她的男人吐了一盆血就死了。从此，她一手拉扯着两个没成年的孩子，一手拉扯着这个没有男人的家。她靠男人给她留下的劳保和捡破烂、卖鸭蛋挣的钱维持生活。她把两个儿子拉扯得个个小肚子吃得滚圆，挺起肚子就象一个大鸭蛋。
斜眼女人有个毛病，就是爱看别人打架，只要街道有打架的，她就挤着看热闹。如果她要是没看到，一夜也睡不着。
有一次，邻居的小两口吵架，听说是女的在外面有了相好的了，被男的知道了。可她的耳朵比谁都长，为了弄清真相，她把耳朵紧贴在人家的门上，由于她太聚精会神了，人家用力一拉门，她一个前趴栽到人家的院子里，弄得她差点出不了人家的大门。为这事，她的男人狠狠地抽了她两个嘴巴。第二天一大早，她跟没事一样，照常赶着她的鸭子到草坑去了。我和几个同学看到她的鸭子嘴就馋。
那年放暑假，我和春有、宝顺、春来去河里洗澡，下午回来的时候，斜眼女人不知干什么去了，只有鸭子在草坑吃食。我们每人逮了一只就钻进了玉米地里。我们把鸭子的脑袋使劲一拧，鸭子连一声也没吭就蹬腿了。我们用草把鸭子裹起来顺玉米地绕着到春有姥姥家，我们把鸭子退了毛、扒了膛，用刀剁成块放进大锅里，撒上盐，放点花椒、大料、葱姜，用大锅炖。炖了有半个多小时，鸭子的香味就在小院里弥漫开来，我们把鸭子肉从锅里捞出来，一人手里拿着一大块啃。吃得我们满嘴直流油。我们把鸭子吃完了，剩下的骨头扔到了男茅房里，叫斜眼的女人找都没处找。
快到天黑的时候，斜眼女人往家里赶鸭子，她怎么数怎么少了四只。到了胡同里她就破口大骂，但看热闹的一个也没有。
天黑的时候，我们放学回家，见她嘴角都骂出了白沫。人们吃了晚饭，出来歇凉了，她还再骂。街道主任来了，她骂得更欢了。主任叫她别骂了，她不听，主任说：“你的鸭子早就不该养了，弄得街道整天臭气烘烘，要不是看你寡妇失业的，街道早就把你的鸭子处理了。”
街道主任这么一训斥，斜眼女人真就不骂了。
这事过去了有三十年多了，斜眼女人也不知是谁偷吃了她的鸭子。
如今，斜眼女人已经七十多的人了，但她的身体很好，每天早晨起来照常放鸭子，放了鸭子就到垃圾池捡破烂。捡破烂回来，就站在胡同里，把耳朵伸起来听动静，哪有热闹就凑到哪。斜眼女人爱看热闹的毛病，恐怕到死也改不过来了，她是非把这个毛病带进棺材里不可。
焕英
我记忆中的半块豆馒头，整整温暖了我三十年。那用红糖和的豆馅，至尽还在我的喉头生出甜甜的津。那半块白面豆馒头，是隔壁班一名叫曲焕英的女生送给我的，自打吃了她送给我的半块豆馒头,她那娇小，俊秀，聪明的摸样连同那半块豆馒头一起进入了我的记忆，一直温暖我以后的日子。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爱情，只是吃了她的馒头后，就特别想见她，而当见了她之后，脸“腾”一下热起来，心跳得非常厉害。和她不知说啥是好了。而岁月又偏偏给我创造了与她在一起的机会。
在初中的三年里，我在四班当班长，她在五班当班长。我们的脖子上都挂着教室门的钥匙。每天早晨上学，我总是第一个到校，我把教室里的炉子刚点着，就听到她开教室的门声。我不由自主地就到她的教室，帮她生炉子了。
那年月生炉子比较困难，没有引柴，没有煤块，生炉子只能用玉米骨头引火，等玉米骨头着旺了，在上面填点湿煤面。这样生炉子，她是很发愁的。每天早晨她早来的目的，也是希望我能帮她生炉子。
我帮她生着炉子后，用书煽风，使炉火更旺些。等炉子里的火旺起来了，我把炉底里的灰掏出来，倒到垃圾桶里。回来后，把带来的玉米面窝头放到炉子底下烤一烤。炉子底下的火，火红火红的。用不了十分钟，窝头就烤出了焦黄的硬皮，吃起来又香又脆。
这时，她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大馒头，也放在了炉子底下，等馒头烤出象熏鸡一样的颜色，她从炉底拿出来，由于烤得太热了，有点烫手，她试了几下，也没掰开。烫得她直吹手。最后，她咬牙，终于把馒头掰成两块，她把块儿大一些的递给我，我没好意思去接，她又递了一下，我用目光看了一下她的表情。她那白皙细嫩的小脸蛋，微微泛起一层淡淡的红晕。
我俩坐在炉子前面，边烤火，边吃豆馒头。吃豆馒头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抬头。等我吃完了豆馅馒头，抬头看她时，她那半块还没吃。在我吃的时候，她一直在看着我。她把豆馅馒头放到嘴边，咬了一口，然后慢慢地嚼了起来，我看她嚼东西的表情特别好看，她的目光在与我的目光碰在一起的时候，她不好意思地低了头。我也赶紧把目光移开了。
教室外有学生们的脚步了，我赶忙起身，并自语说：“我到教室看看炉子。”就从五班教室出来了。
在三年的初中时光，我最喜欢的就是过冬天，因为到了冬天，我可以帮她生炉子，每天早晨可以和她坐上一会儿，说上几句话。
到初三快毕业了，我们似乎对对方都有了些好感，除了冬天的早晨可以和在一起，教室的炉子一撤，我就不能再接近她了。
为了能见到她，或者能和她说上一句话，我经常到水泵去挑水，因为在她家和我家之间有一个水泵，是大家公用的水泵。
夏天她爱到水泵的池台上洗衣服，每次见她洗衣服，我就挑着水桶到水泵担水。她见我来挑水，她只是向我微微一笑，把水盆从水泵下端开，让给我接水。我说“不忙，你先洗吧。”她也说：“我也不急，你先接水吧。”水泵管的水哗哗地白流着，谁也不去用。最后，她又把盆放在水泵下，洗她那件最爱穿的白底小粉花的上衣。
在她洗衣服的时候，她那又粗又黑的大辫子，垂在了盆边，有时沾上了水，她用手往背后一甩。不一会儿就又垂了下来，她接着又是一甩。她的动作特别娴熟，大辫也特别好看。
当她洗完了衣服，一条大辫子就垂在了略微有点隆起的胸前了。看到她的模样，使我马上想起《红灯记》里的李铁梅。但她不叫李铁梅，她叫曲焕英。她的名字和她的模样比李铁梅还俊还好听。
她家的情况我比较清楚。父亲和姐姐在一个厂里上班，母亲也在厂里做家属工，二姐，三姐，妹妹和弟弟都上学。家里的日子说不上好过，但也不太困难。因为在七十年代谁家能上豆馅馒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初中毕业后，我第一个报名下了乡。由于下乡随父亲的单位走，因为她父亲的单位和我父亲不在一个单位，她下乡到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但我始终打听她的去处。结果一无所获.
回城后，听说她在市里一家调味厂当工人，并且在下乡时就结了婚。但我始终不甘心，还是四处打听她的情况。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她的形象太深刻了。特别是她送我的那半块豆馅馒头，一直温暖着我的情感，和我今后的日子。
曲焕英同学，你在哪里呀，你还记得那半块豆馅馒头吗？
秀梅之一
周末的上午我到菜市场买菜，摊位上的新鲜蔬菜可真多呀。水灵灵的韭菜,齐刷刷地站着，那叫精神。鲜红的西红柿，红的灿烂。紫色的茄子闪着亮光。翠绿的黄瓜顶着黄花。
我在黄瓜摊前，也没问价就挑了十几根。卖菜的将我挑的黄瓜装在塑料袋里，也没约就递给我。
我问：“多少钱？”
她说：“拿着吃去吧，啥钱不钱的。”
我说：“那不行。”
她说：“你不认识我了，老同学？”
我想了一会也没想出来。我又仔细看了她一眼，还是没认出来她是谁。
她看我实在认不来就说：“你忘了给我写的信了？你刚下乡的时候。。。。。。”
我蓦地想起来了。“你是贾。。。。。。？”
“不象了吧，都老了。。。。。。”
我又辨认了一会儿她的摸样，认出了是她。长瓜脸，单眼皮，高鼻梁，细眉毛，下颚有小块黑痣。她和三十年前完全是两个人。
上中学时，她在班里的女生中是最漂亮的。好多男生都追她。女生们嫉妒得都不理她。我记得班里追她最猛的是大明和东生。俩人为了她，用砖头打破了脑袋。鲜血浅红了他们初恋时的情感。为这事学校给了他俩处分。后来，弄得她也不能上学了。其实，当时我也很喜欢她，只是没有用鲜血向她表白。
初中毕业后，大明，东生下乡了，他俩又成了好朋友。我也下了乡。
农村的生活是单调而有规律的。我每天下地回来，同屋的几个比我大知青都找村里的姑娘玩去了。我躺在炕上看手抄本的《第二次握手》。小说里的故事情节深深地打动着我。我看了小说的情书，马上想到了她。一股青春的冲动使我拿起了笔。我一口气给她写了五页长的信。但信里我一句也没敢写我爱她。信的内容只是说我在农村的情况和想念学校的日子，以及想念班里的同学。信里虽然没写喜欢她或是爱她，但凭她的脑瓜是应该看出来的。
写完信后，第二天中午，我悄悄去了公社邮电局。并迅速地把信塞进了邮箱。
回来的路上，我的心里也说不上是兴奋还是害怕，心跳得特别厉害。一直有十几天心里老是想着这事。当时，我的心里很矛盾。想她的回信，又怕她的回信。过了有一个多月，也没收到她的信。我的心才平静下来。
下乡后的第一年春节我回家过年，我见到了她直躲，我怕她问起信的事。她只是深情地看了我一眼，扭头一甩辫子就走了。她的背影好象丰满了许多。后来，我听说她春节前就结婚了，嫁给一个煤矿工人。我听了不知是庆幸还是沮丧。又过了几年，听说她的丈夫在井下出事了。
在菜摊前她对我说：“收到你的信后，我一直等你的第二封信。我妈和邻居给我介绍了几个对象，我不同意。我跟我妈说再等等，其实就是等你的第二封信。如果你来第二封信我就和我妈说。结果，我等了一年......”
“现在说这已经晚了。”
我问：“你现在怎样？”
她说：“我挺好，闺女结婚了，儿子矿上照顾上了班，我没事到批发市场进点菜，挣点钱给儿子娶媳妇，卖剩下的菜自己吃。”
“你爱人呢？”我装做不知道地问。
“他呀，死了好几年了，前几年矿上瓦斯爆炸有他。。。。。。”
说到这，我赶紧把话题岔开。
“如果你收到第二封信话。。。。。。”
“也许我就不卖菜吧。”她一边卖菜一边和我聊着，从她的话语中象是有怨我的意思。“现在说那有啥用，啥也别说了，这都是命。。。。。。”
从她微红发黑的脸上，我看出她对从前的事记忆犹新，对那第二封信.......而且有怨恨我的意思。我能说什么呢。怨也好恨也好，恨就恨那个年代，恨我们都不成熟。
离开菜摊，我拎着她送给的黄瓜，感觉里面有两种成分，一种是黄瓜的自身营养成分，另一种是她的情意......
秀梅之二
自从秀梅的菜摊拿走黄瓜之后，吃了秀梅送给的黄瓜，我始终回味那黄瓜的味道，回味着上学时代的美好时光。回味之后，心里总有一种东西放不下的感觉。说实在的，听说秀梅的丈夫在那次瓦斯事故死了之后，我的心里好象有一种责任感，与起说是想安慰一下她不如说是想帮助一下老同学。
我时常总想一个不到五十岁的女人，就靠每月一百多块钱工亡补助维持生活那日子怎么过呀，儿子将来要娶媳妇，要买房子她哪来那么多的钱呀。为了这些，秀梅起早就到蔬菜批发市场进点菜，然后到市场去卖。每天从早忙到晚，就为卖这点菜。一个不到五十岁的女人脸上就一点光泽也没有了，黑红的皮肤象风干的橘子皮一样，干巴巴的。一双总也洗不净的手显得特别苍老。
为了能帮秀梅一把，也是为了能每天看看秀梅，我每天下班经过她的菜摊，不论好坏都买点菜，什么芹菜，辣椒，西红柿每样约几斤，然后扔下五块十块的就不找了。之后在摊前跟她说会儿话。
我从来没有仔细端详过秀梅，那天在秀梅约菜的时候，我使劲看了秀梅一阵。尽管她的皮肤黑红，皮肤上布满了网状的细纹，但她的眉毛依然细长，黑眼仁还是那样明亮。高高的鼻梁，薄薄的嘴唇，如果打扮一下，仍然有几分姿色。
秀梅见我这么仔细端详她，她微微苦笑一下，“老了，没啥看头了。”
“不是的，你应该好好收拾收拾，将来可以再找一个。”
“等儿子结婚以后再说吧。”
天色已经暗下来，菜市场的人渐渐稀少了，秀梅一边收拾卖剩下的蔬菜，一边说：“你也该回家做饭了，你有空路过这看看我就行，不要总买菜。你的意思我明白......”
她的话，说中了我的想法，我不好意思地说：“其实不是那意思，买谁的菜都是买，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吗。”
我在秀梅的菜摊买了有半年的菜，快到秋天的时候，我又到市场买菜，发现她的摊位空了。以后，又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看见她卖菜。
我开始猜测，她是否病了，或者找工作上班去了。秀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又无法去打听。
我就每天瞎琢磨，其实还是牵挂着她。
我记得国庆节放长假，我到市场买菜，特意向她的摊位看了一眼，发现秀梅穿着一件红上衣，站在摊前，我急促地走过去。
秀梅见走过来，脸上带着微微的笑意，对我说：“又买菜了？”我点头。
我问：“这些日子怎么没见你卖菜呀？”
“哦......”她的脸好象一下红润起来。
我看了她一眼，发现她的脸上有了光泽，薄薄的嘴唇上涂了淡淡的口红。精神气色，跟几个月前完全是两个人。
秀梅很爽快地对我说：“我结婚了，他也是咱们老同学，。他是十二班的。也在矿上上班，是个技师。前年妻子得病死了。儿子现在上大学。人挺实在的。”
我说：“只要人好就行，总算有个人能帮你一把了。”
我把菜扎好以后，从钱夹里拿出一百块钱递给她：“不用找了，剩下的钱算我一点心意，你就别客气了。老同学就这点意思。”她也没有推辞，收起了钱，在我临走时，她说：“有机会叫你们见见面，到我们家喝点，老同学叙叙旧。”
我答应着，向她摆了摆手，离开了菜市场。
从那以后，我经常到秀梅的菜摊买菜，也见到了她的第二个丈夫。他人确实不错，就是他从来没主动邀请我去他家喝酒。从那以后，我渐渐少去秀梅的菜摊买菜了，因为，自打她结婚以后，我的心里好象轻松了很多，过去心里那块沉重的东西好象一下就不见。
叫大辫儿的女人
叫大辫儿的女人和我大姐是中学最好的朋友，大辫儿个子高高的，人长得不俊，就是那两条垂到臀部下面的大辫子最招人。大辫不论走到哪里，都有人夸她的辫子好，因此，那两条又粗又能黑的大辫子给她增添了几分美丽。她的真名叫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大姐的同学们都叫她大辫儿。
那时候，大辫儿放学后就长在我家，有时和我大姐一起写作业，有时帮着我大姐干点家务活。大辫儿人老实，不爱说。大辫儿她们家离我家不远，只隔着一条马路，从我家门口就能看到她家的烟囱冒烟。大辫姐六个，她上面有一个大姐，底下有四个妹妹，母亲不上班，父亲在食堂当厨师。她姐六六年下了乡.地震的时候，她们一家七口人被压在了倒塌的房子下，她被邻居一个叫大生的小伙子扒出来时，连衣服都没穿。是大生把她们全家人扒出来的。她父母被扒出来时，脑袋都被砸碎了，她们姐五个谁也没受伤。是大生帮着她们掩埋了父母的尸体，又帮着她盖起了简易房。
大生小伙子长得非常精神，他大眼睛，浓眉毛，就是脖子有点歪。有人说大生长得非常象电影演员朱时茂。就是比朱时茂个矮了点。我看了朱时茂演的《牧马人》之后，我觉得大生还真象朱时茂，而且大生的脖子也有点歪，朱时茂的脖子也不正。
煤矿恢复生产以后，大生回矿上了班，七七年的春天，大辫儿顶替父亲也上了班。大辫儿二十四岁的时候，大生的母亲托人来说媒，大辫儿一听就答应了。大辫儿心里想，反正自己的身子也让大生都看了，嫁给大生也是理所当然的。
七七年的春节前，大辫儿被二生用一辆凤凰自行车驮走了。七八年的秋后，大辫儿生了一个胖丫头。三口人的小日子过得有说有笑的。
煤矿工人有两个爱好，一是喝酒，二是打牌。这两种生活在煤矿延续了近百年，因此，这两种生活也就成了矿工的生活习惯。他们下了班就喝酒，喝了酒，就找哥几个打牌，打完牌回家搂着老婆睡觉。大生也不例外，大辫儿也不管。后来，大生的牌瘾越来越大了，而且是一打就是一宿，有时几天不回家，班也不上了。为这事大辫儿也和大生吵过架。再后来，就经常有上家要账的了。一开始，大辫儿给，后来要账的人越来越多了，大辫儿就还不起了。
大生赌钱输得太多了，欠的债已经还不上了，他由于不上班，被矿上除了名。大辫儿向法院提出了离婚。大生知道对不起大辫儿和女儿，家里的东西也没要，一个人又搬回了父母家。
一个没有男人的家庭，说家不象个家，大辫儿整天象丢了魂似的。家里有了问题，他姐夫就来帮忙。姐夫为她拉煤拉劈柴干完活后，大辫儿就留姐夫在家里吃饭，还给姐夫预备好酒。
姐夫在桌上喝酒，大辫儿在一旁看着，她看姐夫是个好人，她真羡慕姐嫁了这样一个好男人。要是自己嫁给这样的男人该多好哇。
不到三十岁的大辫儿第一次做了对不起姐姐的事，那天晚上，她和姐夫一起喝了酒。借着酒劲她向姐夫敞开了衣襟。
从那以后，姐夫经常到她家来，而且大辫儿每次都是依依不舍地放走了姐夫。大辫儿想，要是姐俩可以嫁给一个男人多好呀。
大辫儿和姐夫的事，被姐姐发现了，姐姐狠狠地抽了大辫儿几个嘴巴。而且提出了和她断绝姐妹关系。大辫儿的四个妹妹也痛骂了她一阵。因为大辫儿已经怀上了姐夫的孩子。大辫儿顶着姐妹的痛骂，和姐夫办了结婚手续。
从此，大辫儿和姐夫搬到了工厂的宿舍去住了。
后来，我在街上经常看到大辫儿领着刚会跑的小女儿玩耍，不过大辫儿早已剪掉了那两条迷人的大辫子。她剪得发型，就象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
如今，大辫儿已经退休了，每天就是领着和姐夫生的小女儿玩耍了。姐妹的亲情早已断了。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女儿拉扯大，别的她什么也不想。
养狗的女人
丁老太太究竟养活着多少只狗，连她自己也数不过来。她只知道，狗的饭量一天比一天大了。过去一天有两块钱的鸡肝，五块钱的馒头就够狗们吃一天的了。而现在，一天十块钱的鸡肝，五块钱的馒头，到了晚上，狗们还围着狗食盆子嗷嗷地乱叫。叫得她直心慌。最后她只好从冰霜里拿出预备好的鸡骨头，全给狗们拿出来吃了。吃饱了的狗，有的卧在一边睡觉了，有的跑到外面玩去了。
丁老太太快八十岁了，她个子不高，有点驼背，一年四季穿一身农村织的黑线布衣服，她胖胖的身子就象一截肥得流油的腊肠。我认识她有三十多年了，我没见过她把脸洗得透亮过。她那张肉直往下耷拉的脸，整天是黑得冒油。
丁老太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养狗，可以说她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狗的身上。丈夫过去在傅作义手下的连长。解放后，分配到工厂当了科长，每天吃住在办公室，只有每月开工资的时候，给丁老太太来送生活费。
丁老太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五十出头了，一个人住职工宿舍。在工厂早已成了大龄青年。过去也搞过几次对象，但是对象一进他的家，见到满屋的狗和脏乱的屋子就吹了。为了不让她养狗，大儿子说：只要家里有狗，我就不搞对象，不进这个家。儿子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她每天照样伺候她的狗。
二儿子今年也已经快四十岁了，也没搞上对象。一个人在外地工作，每年很少回来。家里只剩下她和数不过来的一群狗了。
对于丈夫她早已不再惦记，对于两个儿子她也不挂在心上，她的心思全在了狗的身上。好象狗就是她的一群儿子。
有一年秋天，她养了十几年的老狗死了。她把狗埋在房后的一片空地里。而且堆起了一个小坟头。她在坟前摆上了供果，点上纸钱，坐在地上放声痛哭起来，引来一群看热闹的人们。人们打听才知道是她的一只老狗死了。弄得人们哭笑不得，又不知怎么劝才好。
丁老太太门前有一片小树林，树林里长满一米深的杂草。狗们从她家门下的狗洞里爬出来就到小树林里的草丛中玩耍。成群结队的狗，从狗洞窜出钻进草丛，然后再从草丛出来钻进狗洞。她坐在门口的石凳上看着狗们玩耍，她的表情显得很平静很详和。
快到中午的时候，她把狗食盆子往外一端，狗们一窝蜂地把盆围起来。狗们见盆里什么也没有，都仰起脑袋，嗷嗷地冲她叫。这时，她把鸡肝和馒头揉碎拌在一起，放在盆里。狗们都围上来抢食，她坐在一旁看狗们吃食，她的表情仍然显得很平静。等狗们吃饱了，钻进草丛玩耍的时候，她才开始吃饭。她吃的饭和狗们吃的食是一样的。
丁老太太家附近有个集贸市场，星期天就是狗市。狗市上各品种的狗都有。小狗一只能五十元，卖得特别快。有很多狗贩子到她家买狗，丁老太太说给多少钱也不卖。邻居有人也劝她卖了狗可以再换回点狗食钱，再说狗还可以再下小狗。丁老太太的一句话封住了所有人的嘴，“把你们的孩子也卖了，以后你再生吗，那不是一个道理吗？”丁老太太对狗的感情比她对两个儿子的感情还深。
有一年秋天，丁老太太两天没有出门，狗们在门前嗷嗷乱叫。叫得邻居们直纳闷，这两天她怎么没出来，是不是她病了。社区主任敲她家的门，也没有回声。社区主任派人到工厂宿舍把她丈夫找来了。打开门一看，屋里漆黑，开开灯，见丁老太太躺在炕上发着高烧。一群狗卧在她的身边，她的枕边有很多狗食，有骨头，有肉，有香肠，这些东西一看就知道是狗们叼来的。
丁老太太没有去医院，只是请社区诊所的医生，在家输了两天液就康复了。她说，“我那也不去，我就是死也和狗死在一起。”
丁老太太在家里输了两天液就退烧了，到第三天中午，人们又看到她在门前喂狗时的情景。不过，丁老太太显得瘦了很多。她坐在板凳上看狗吃食的表情，依然是那么平静，那么祥和。
刘若兰大夫
刘若兰大夫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她的死一下把人们弄胡涂了。
我当时想，刘阿姨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来呢。于是，她的死，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各种传言、诽闻顿时丰满了人们想象的翅膀在人们的嘴上飞翔。
地震那天早上，刘阿姨一丝不挂地从岑医生的被窝里扒出来，她的丈夫和儿子要不是在大伙和解放军的劝说下，刘阿姨的尸体可能就暴尸在废墟之上。太丢人了！她的丈夫是带着愤怒和耻辱把她草率地掩埋了。
刘大夫的丈夫是铁路火车司机，文革时期是天津铁路分局赫赫有名的红旗号列车车长。他长得浓眉大眼高大魁梧，就象于洋演的《英雄虎胆》里的副司令，很有气质。就是当初跟形势太紧了。文革后成了三种人。那时他经常和刘阿姨吵嘴，有时还动手打刘阿姨。我家的窗户对着她家的门，他们打架的声音我听得非常清楚。每次刘阿姨被打后就去医院。她的丈夫冲着她的背后狠狠地说：你死在外面，永远别回来！
后来，刘阿姨在医院不看病了，她的听诊器也被没收了。她成了一名看电梯的改造人员。刘阿姨是六十年代上海医大临床外科系毕业的大学生，她长得是典型的江南美女。那年代我还没看过潘虹演的《人到中年》，后来看了以后，再回想起刘阿姨的模样，她长得真象潘虹。她那气质，她的漂亮，让人看了简直就是一种美的享受。她长得实在太漂亮了！再说她也会打扮，那时我去她家找她的儿子玩时，经常见她用铁钳子在炉子里烧一会，就夹自己的秀发。一会她的秀发就出现几个波浪型的大弯。她在家还经常穿腰下开气的长袍，后来我知道那叫旗袍。那时刘阿姨刚刚三十出头。正是女人最成熟最美丽最性感的时候。她的丈夫是天天下班追她，整整接送她一年才打动了她的心，把她娶到了手。他们的爱情故事在当地曾经传为佳话。他们婚后的生活，也有过一段很浪漫的美好时光。
夏天的时候，刘阿姨抱着一把枣红色的六弦琴，现在知道那叫吉他了。在家门口弹，门前围着很多人。我那时还小，只觉得那声音好，就打开后窗户听刘阿姨弹琴。刘阿姨的儿子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和我玩。那时刘阿姨对我说，你比我们宁宁大，是大哥哥，阿姨上班没时间，你替阿姨照看点。从那以后，宁宁下学就和我在一起写作业。他家有一副网球拍，是牛劲的网线。框和把是藤子的。那时我还不认识网球拍，以为那是羽毛球拍呢。我们就用它打羽毛球。结果累得我和宁宁的胳膊都疼了。第二天，刘阿姨下班就给我俩买了一副羽毛球拍。
我上中学后，有一次去医院看牙，我发现刘阿姨在电梯里看电梯。刘阿姨问：“牙又疼了？”我咧着嘴说是。是她把我送到了牙科门诊。那时我听说她在医院里经常挨斗，不让看病了。医院里有四个造反派成了主治大夫。一个叫锅炉方，一个叫痰盂李，一个叫地板张，一个叫死尸蒋。这四个人成了内科、外科，儿科和妇产科的大拿。有一次，井下一名工人肚子疼，找到痰盂李。这位在医院倒痰盂的大夫，给病人开了点颠茄片，就把病人打发走了。那位病人走到电梯口就再也走不动了。他拉住刘阿姨的手说：“刘大夫你给我看看吧，我疼得要死了。我已经找李大夫看了三回了。她总说没事，吃点药就好了，可我......”刘阿姨用手摸了摸病人肚子说：“你再回去找她，就说我刘若兰说的，得马上做手术，不然就危险了。你的阑尾已经烂了。”那个病人又回去痰盂李，到了门诊就休克了。抢救过来后，他把刘大夫的话一说，痰盂李傻了，马上找到院长，最后，院长又把刘大夫叫来，给那位病人做了阑尾切除手术，结果保住了那位病人的生命。而刘阿姨做完手术又回去看电梯了。
接刘大夫看电梯班的是内科的岑医生，他是哈医大的高才生。他细高的个，白镜子，戴一副眼镜，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是医院的内科主任负责四个内科病房。他被打成黑听诊器后，就和刘阿姨一块看电梯了。他的妻子看他被打成黑人物后，就带着孩子和自己的东西回了哈尔滨.
从此，岑医生就一人住在离我家几十米外的一间小平房里，过着独身生活。后来他妻子和他离婚了。刘大夫有事不来上班的时候，岑大夫就替她。他俩一个是医院的黑手术刀，一个是黑听诊器。两个人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遭遇。他俩就象两只受伤的猫，相互为对方舔舐着伤口。刘阿姨被丈夫打后，就去医院值班不回家了，岑医生看到刘阿姨被打得遍体是伤，找来酒精药水为她擦拭伤口，尽管刘阿姨的外伤很快愈合了，但她心灵的伤口无法愈合。那天夜里，岑医生把电梯开到了楼的顶层，他关闭了电梯门和灯，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痛哭起来。
地震那天，刘阿姨一丝不挂地死在了岑医生的怀里。刘阿姨的丈夫和宁宁把她的尸体简单地埋在了桃山的万人墓地。他们连碑也没给刘阿姨立，而且坟头堆得很小。第二年的春天就被杂草淹没了。
到了一九七七年的春天，刘阿姨得到了平反并补发了工资，清明节的那天早晨，天空下着霏霏下雨，刘阿姨的丈夫和宁宁带着铁锹和烧纸贡品给刘阿姨填坟，她的丈夫流着眼泪把刘阿姨的坟堆得很高很高，远远地看去就象一座小山。宁宁给母亲立了一块大理石的墓碑。碑上写：慈母刘若兰之墓，左边写：生于公元一九四四年五月十日，右边写：殁于公元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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