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改革？ - 金融行业 - ITPUB论坛－专业的IT技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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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号称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誉之者甚至直呼其为“经济学家的良心”。但是，到2005年底，这位“良心”突然发现大事不妙，被人骂成了“王八蛋”：“如果说 shy;主流经济学家是指那些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重要作用和影响，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学者的话，那么，全世界都承认20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好，主流经济学家也影 shy;响了中国经济发展。而他们却反而成了‘王八蛋’了，这是怎么回事？”
（《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1月4日）
吴“良心”感到很委屈。但是，他应该已经感受到，这是一股强大的、汹涌的、自发的社会潮流，绝不是几个非主流经济学家靠网络文章可以引导的。他恐怕也知道，他已 shy;经失去了人心，新自由主义型的改革已经失去了人心。他所拥有的只有官方媒体，只有“全世界”的主流媒体。但是，他恐怕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潮流转变得这么快？
实际上，吴“良心”不够细心。2001年，当媒体把他称作“良心”时，其潜台词便是：主流经济学家的集体无良心。当吴先生高高兴兴地接受“良心”称号时，对他的 shy;否定也就包含在其中了。因为他同时是主流经济学家的一员，是主流经济学家的“领军人物”。如果主流经济学家集体无良心，何以“领军”的吴敬琏独独有良心？因此， shy;从“良心”到“王八蛋”，其内在逻辑线索是非常清晰的。
因此，问题不在于称号的变化。问题在于，为什么否定主流经济学家会成为强大的社会潮流？这其中吴“良心”起了什么作用？我想帮吴“良心”解一解这个结。
     一、市场化误导了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方向
八十年代时，吴敬琏的名号是吴“市场”，以倡导市场化为己任。那时，教育、医疗、住房、交通、金融还都是在计划体制中，国营企业还占生产的绝大部分，对外开放还 shy;刚刚开始，外来投资和商品都不能自由进入中国市场。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中，引进市场成份，引进竞争机制，可以产生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取得公认的改革成就。这 shy;时，市场的积极作用明显，而受计划框架约束，消极作用不容易发挥出来。相应地，吴敬琏还主要起着积极作用。但到八十年代末，吴敬琏已经犯了一次重大错误。出于对 shy;市场机制的迷信，他竭力倡导放开市场、放开物价，结果导致八八年至八九年初的猛烈的通货膨胀。这是八九事件的诱因，也是九十年代初期三角债的根本原因。
作为经济学家本来应该懂得，三角债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中国第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怎样摆脱生产过剩？正确的方案应该是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消化八十 shy;年代末期经济“大跃进”制造的过剩生产能力。这就意味着承认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已经开始作用，市场经济的负面效果已经出现。但是，市场迷信者并不这样考虑问题 shy;。当时，经济学刊物的意见高度一致，认为生产过剩不是市场机制的内在特性，而是投资主体没有市场化，投资者患有“父爱病”，得了投资饥渴症。所以，消除三角债的 shy;根本出路在于国有企业私有化，造就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对于形成这种舆论，吴敬琏劳苦功高。这样，一方面可以摆脱应负的责任，另一方面可以推进市场化。这就像医 shy;生用错了药，小病治成了大病，他说不是药方的错误，而是你本来就有大病。现在，通过用药，大病暴露出来了，这是我的功劳，不是我的责任。继续用这个市场化的药方 shy;治，病一定能好。吴敬琏就是这样一位不顾病人死活，迷信自己药方的庸医。
果然，推进市场化，特别是把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化，塑造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用“产权明晰”论斩断预算软约束的“父爱主义”黑手，国有企业用小卖大股的 shy;方式私有化（这里还有厉以宁的贡献），逐渐地成为现实政策。结果是1992年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经济迅速泡沫化，政府不得不再次紧急刹车。但是，生产过剩更 shy;加严重，以致不得不用砸锭子等方式来销毁过剩的生产能力，并导致了国有企业大面积的破产下岗浪潮。这实际上是1988年决策错误的再版。领导固然有问题，但利用 shy;并放大领导的错误，摇旗呐喊、火上浇油的又是谁呢？难道不是吴敬琏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吗？
1994年以后，内需长期不振。作为经济学家应该懂得，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仍然是释放过剩生产能力的唯一正确途径，也是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正确途径。但是 shy;，这就意味着政府要加大干预市场经济的力量，与吴敬琏所迷信的市场化方向不符。怎么办呢？主流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求助于外资，求助于国际市场。为了吸引外资，不惜 shy;放弃对外资的种种限制，甚至不再要求“以市场换技术”；为了扩大出口，不惜无条件加入WTO，让弱小的本国企业直接面对跨国公司的强大竞争，极大地压缩了各类民 shy;族资本的生存空间，或听其依附于外资，却美其名曰“鲶鱼效应”。最重要的是，大幅度降低汇率，使国家财富整体大幅度贬值，从而大大降低了外资的投资成本，强力推 shy;进了出口。1994年是中国放弃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而甘愿沦落为世界打工厂的转折年。对此，林毅夫、江小娟当然应该负更加主要的论证和鼓吹责任，他用 shy;比较优势论欺骗国人，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中国应该老老实实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老老实实地做世界加工厂，国际打工仔，千万不要幻想赶超，幻想自 shy;主创新，当心落入“创新陷阱”。但是，作为主流经济学家“领军人物”的吴敬琏难道就不赞同林毅夫的“比较优势论”吗？难道吴敬琏对这一方向性的错误就没有责任吗 shy;？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世界经济一片萧条，中国经济也卷入了危机。内需不振，外需不足。怎么办？仍然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速 shy;产业升级换代。可是，这些都是硬功夫，政治阻力大，见效慢，不符合市场化的方向。于是，财政、金融、出口一起上，力争1998年的经济实现8%的增长，即所谓保 shy;八。财政上，国家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公路、机场、港口，花下一届政府的钱；金融上，以住房市场化带动大笔银行资产投产房地产业，银行贷款给开发商建房， shy;又贷款给消费者购房，以实现经济的增长。在扩大出口、吸引外资上，则是加入WTO，给外商超国民待遇。就在这一年，按照市场化的思路，教育产业化、市场化了，招 shy;生扩大了，学费猛增了，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了。与此同时，国有银行商业化了，银行从最需要帮助的落后地区撤销了五千家分支机构，裁减了大批职员，迅速拉大了银行 shy;内部的工资差距，一线职工的收入大幅下降，但银行的呆坏帐却迅速增加。
结果是，经济的确增长了，出口的确扩大了，外商的确来华了，外汇储备的确猛增了，财政收入也增长了，但是，中国果真成了世界打工厂了，果真放弃了独立的技术和工 shy;业体系，成了跨国公司的附庸了，甚至连本国商业都被外资商业主宰了。中国对外资和世界市场的依赖度极大地加深了，相应地，中国在外交上的自主权则削弱了。外经贸 shy;部或今天的发改委不得不应付越来越多的反倾销诉讼，外交部忙着处理各式各样的西班牙烧鞋事件。
还有一个重要的结果在房地产业。开发商、地方政府和银行联手做市，房价迅猛上涨，普通工薪阶层买房无望，空置面积急剧扩大，房价却被炒作至天价，房地产业迅速泡 shy;沫化。房地产业奇怪地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拉动了钢铁、水泥、能源等相关产业的价格上涨，成为GDP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一旦泡沫破裂，中国经济就可跌入 shy;萧条的冰窟窿，甚至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一切，吴敬琏先生难道就没有一点感觉吗？
作为普通民众，教育市场化意味着上不起学；医疗市场化意味着看不起病；住房市场化意味着住不起房；国企改革意味着买断工龄，千百万职工的几十年的血汗积累转眼间 shy;落入个别“企业家”的腰包。对于这一切，影响政策的主流经济学家难道可以推托自己应负的责任吗？正是这一切，而不是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使吴敬琏的“良心”形 shy;象向“王八蛋”转化。
     二、金蝉脱壳——“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解剖
吴敬琏真的不知道彻底市场化带来的种种恶果吗？真的那么相信“全世界都承认20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好”吗？恐怕未必。他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不了解频频发生 shy;的矿难吗？他不知道农民工的工资20年未涨吗？他不知道6000万职工下岗吗？他不知道上不起学、生不起病、住不起房、打不起官司的现实吗？他不知道人们可能会 shy;把这一切“归功”于市场化吗？他知道。但是，他使了个金蝉脱壳计。他说，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坏的市场经济，而他所提倡的则是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换句话说，所 shy;有一切积极的、正面的市场化效应，都归吴敬琏；所有一切消极的、负面的市场化效应，都与他无关。
且慢。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知道，主张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的斯密或哈耶克也都要求保留一个守夜政府，一个最小限度的保证兑现契约的法治政府。所以，法治的市场经济， shy;就是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英法早期的野蛮资本主义。正是这种法治的市场经济，导致了工时不断延长，工作条件日益恶化，失业率日益上升，经济危机一轮轮爆发 shy;。也是这种法治的市场经济，导致了英国的宪章运动，导致了美国的芝加哥大罢工，导致了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也是这种法治的市场经济，使拥有垄断技术、垄断资源 shy;、垄断地理位置等各种垄断优势的企业可以对消费者巧取豪夺，获取巨额暴利，从洛克菲勒、摩根到比尔·盖茨、李嘉诚、任志强，都是这么干的。
吴敬琏可能会说，那是坏的法治的市场经济，不是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好的法治哪里来？是斗争出来的。正是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巴黎公社，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美 shy;国的劳联产联，包括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迫使资产阶级作出让步，取消童工，缩短工时，提高工资，提供失业救济、养老保险，提供免费教育，提供低费或免费的 shy;医疗，提供廉租房或低价房。但是，这一切都意味着政府的“有形之手”握住了市场的“无形之手”，意味着市场不断退缩，计划不断增强，意味着市场不再纯粹，意味着 shy;经济体制变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公有和私有相结合、开放与保护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恰恰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 shy;的混合经济，而这恰恰是吴敬琏竭力反对的经济体制，是非主流经济学家大力提倡的经济体制。
那么，吴敬琏到底要什么？他或者真要好的法治的经济体制，承认计划的作用，回归非主流；或者否认计划的作用，继续留在主流，但是要坏的法治的经济体制。挂好的法 shy;治的市场经济的“羊头”，把前门推出去的计划从后门悄悄放进来；卖坏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狗肉”；挂“良心”的招牌，卖“缺德”的实货！这恐怕才是真实的吴敬琏 shy;。
实际上，提出“好的市场经济”，本身就要掩盖问题的实质。在公众心目中，好的市场经济往往是指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吴敬琏再不济，也不会不知道西方各发达资本主 shy;义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是受到有形之手广泛调节的市场经济，因而其经济体制是混合经济体制。提混合经济体制，其学术内涵是清晰的，也是符合吴敬琏身份的。但是，这就 shy;意味着承认市场经济的根本缺陷，承认市场化方向的错误，承认自己一贯主张的错误。懂得计划与市场各自的优势和各自的缺陷，懂得将两者相互结合起来的政治条件和操 shy;作机制，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只懂得并迷恋计划经济，或者相反，只懂得并迷恋市场经济，都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而是计划原教旨主义者或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在 shy;计划经济时代，吴敬琏是计划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者。那时他批判他的老师孙冶方，就是因为孙冶方提倡尊重价值规律。在改革开放年代，吴敬琏又一跃而成为市场经济原教 shy;旨主义者，以讨伐计划经济为己任。这样的人到底是经济学家，还是投机政客？到底是社会良心？还是社会鬼魅？这样的人还敢标榜自己“不惟上”、“不惟书”、“不违 shy;背科学良知”，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
     三、与权贵结合怎么反对“权贵资本主义”？
为了塑造“良心”形象，吴敬琏还是说过一些真话。比如，股市赌场论，又如，权贵资本主义论。说这些真话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学识，而只是需要一点勇气。当然，勇气 shy;比学问更重要。仅就此而论，吴敬琏还是有可取之处的。然而，吴敬琏一贯与权贵合作。当他出来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时，人们不能不猜想，这里会不会有什么猫腻？
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吴敬琏发现，对改革持不同态度的有三种社会力量：一、亲市场取向改革的力量；二、亲计划体制的力量；三、保持现状力量。第三种力量既反 shy;对回到斯大林式的集中计划经济，也不想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他们的目标是尽力保持现有的双重体制，甚至通过“设租”活动加剧它的混乱，以便从中取利。但这些人在 shy;阻碍或歪曲改革时往往打着“改革”的旗号。这第三种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倾向。
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是和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判断一致的。事实上，杨帆在1997年就提出要反对权贵资本主义。
问题在于，以什么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显然，吴敬琏主张以加速市场化来反对权贵资本主义，主张以消灭权力的方式，以政府退出的方式，从根本上取消权力寻租的可能性 shy;，来反对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取消政府，或最大限度地削弱政府，将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完全交给资本家，回到放任自由的野蛮资本主义社会。这就象医驼背，吴敬琏 shy;说，我治驼背一治就灵，永不复发。病人就听从了，吴敬琏上去一脚就把驼背踩直了。背确实直了，权贵资本主义的确消失了，但人死了，回到了无政府状态。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为什么改革会走入权贵资本主义的轨道？恰恰是吴敬琏所倡导的市场化取向。吴先生不应该否认，他之所以强烈倡导市场化，是因为他相信人性是自利 shy;的，甚至是自私的，他相信自私自利是不可改变的。既然如此，逻辑上就必须要取消计划、取消公共权力、取消政府，完全采用市场机制。支撑这种信念的，恐怕是文化大 shy;革命的发动及其失败。此后，吴敬琏再也不相信理想了，再也不相信道德了，再也不相信良心了。他一转身成为人性自私论的铁杆信徒，也就成为市场化的竭力提倡者。相 shy;信自私，就会发掘自私，利用自私，放大自私，推动社会的自私化。吴敬琏竭力推动市场化，也就竭力推动了自私化。一方面是公共权力不可能消失，另一方面是党政干部 shy;的自私化，权贵资本主义就必然应运而生。
也就是说，吴敬琏实际上恰恰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始作俑者！
吴先生不要惊慌，不要恼怒。请你想一想，每当你到党校作报告时，每当你去各地方政府作报告时，每当你声嘶力竭倡导市场化时，台下这些掌握着权力的党政干部是不是 shy;热烈鼓掌啊？这些干部是想着改革开放的大业呢？还是想着自己手中的权力可以市场化了呢？这些干部自私自利的倾向是受到了承认和鼓舞呢？还是受到了批评和抑制？
和权贵结合必然制造权贵资本主义。和人民结合才能使改革开放的大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条正确的轨道，在经济上是混合经济体制，在政治上是人民监督与干部高度 shy;自律相结合，在文化上承认人的部分自利性，但强调国家和人民的长远整体利益，倡导高尚的理想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反对权贵资本主义。
四、书斋里的风波：中国要不要经历重化工业化阶段？
前面提到，从1994年起，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就逐渐转向外国资本和世界市场。到2004年前后，随着外资企业在中国开设的加工厂不断增加，随着境内外资本联 shy;手造成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中国的能源、原材料供应出现全面紧张态势。国际金融大鳄兴风作浪，借机大幅拉升石油和铁矿石等资源的价格，迫使中国支付高昂的能源 shy;、原材料进口成本。这是中国经济失去主动权，迈上经济殖民化道路的必然后果，是中国市场化无止境、开放无止境的必然后果。对此，吴敬琏和厉以宁都应该承担各自的 shy;学术责任。
但是，这两位居然联手上演了一出口水大戏，来回避真实的问题，推卸自己的责任。
2004年7月，吴敬琏忧心忡忡地表示，“片面强调以重化工业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厉以宁随即回应：工业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 shy;阶段。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不能绕开重化工业化的阶段。
据说，这场争论吸引了众多学者和媒体，正在激辩，正在深化中。
但是，这场争论实际上已经毫无意义，因为中国已经失去了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力。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我们已经把这一权力交给了全球化、交给了市场化，交给了 shy;国际资本。国际资本不允许中国发展自主的技术和工业体系，只允许中国发挥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外资涌入国门来开设加工厂，能不能没有相应的石油、煤炭、电力、钢铁 shy;、水泥、木材？13亿人口的大国当国际打工仔，且不说世界各国的工人允许不允许，仅中国的能源、原材料能否满足生产世界产品的需要？如果满足不了，要不要进口？ shy;进口会不会引进价格狂涨？中国消费了世界那么多能源、原材料，又得到多少利润，提高了多少生活水平？厉以宁先生现在想起来中国的13亿人口了，当初加入WTO时 shy;，怎么就没想到世界加工厂所需要的能源、原材料？怎么就一味鼓吹“鲶鱼效应”？吴敬琏先生现在来倡导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了，当初加入WTO时，有没有想过跨国公 shy;司一定会消灭中国的自主技术，一定会使中国的产业降级？
很有意思，争论双方似乎回到了八十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一个说不要外延型增长，要技术创新、升级换代；另一个说，中国还是要经历重化工业化阶段，还是要上大炼油 shy;厂、大钢铁厂。争论双方在对谁说话？政府吗？政府已经只从事招商引资工作了。对国际资本吗？国际资本根本不顾中国需要什么，只顾自己需要什么。对民族资本吗？他 shy;们本小利微，自顾不暇，眼前的事情要紧。
如果没有这场争论，人们以为吴敬琏、厉以宁还有引导学术潮流的能力。有了这场争论人们才知道，这两人的思路和术语还真停留在八十年代，对眼前的中国经济失去了判 shy;断力。更可叹的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基本上就停留在八十年代的视野中，自言自语，自绝于人民，自绝于时代。
最近，全国科技大会在京举行，号召全党全社会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很好的迹象。但是，如果不退出WTO，不从国际资本手中夺回经济自主 shy;权，自主创新之路将是水中月、镜中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