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悲哀--[炮轰中国大学教育 - 比特币今日价格

wangjia

--炮轰中国大学教育
写下这个题目，我感到很惶恐。现在是一个提倡理性和建设性的时代，更多是被要求合作。但这也是个需要说真话的时代，真理并不天然地掌握在当权者手中。
罗尔斯说，公民有不服从的传统。中国尚在进入公民社会的大道上，这个大道上有许多的既得利益者在阻挠着人民向公民社会的进军。因而，这一历程注定充满着变数。中学政治课本我一向不屑一顾，它过于意识形态化，糟粕云集，但我从来不干全盘否定的事，至少它偶尔也会有一两句可以遮羞的语句，比如“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的不服从，只是因为我要作为一个公民而存在，我相信中国必将通过公共治道改革而最终迈入公民社会。而我，愿意为之殉身。
中国的教育官僚们，中国的大学教授们，中国的天之骄子们，请原谅我要将枪口对准你们。我首先朝着自己开了一枪，然后才瞄准你们。我的身上滴着脓血，这股脓血长在毒瘤里，看不见，摸不着，耗着我的心思，伴随着我二十余年，我再难忍受，为了我的公民梦，我朝着自己的大脑开了枪。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获得新生。但我现在把枪口对准了你们，对准了我的老师，我的兄弟姐妹。因为，我知道，一个善于反思的民族才是一个值得尊重的民族，一个善于反思的大学才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大学，一个善于反思的人才是不甘沉沦的人。
皇帝正穿着新装在大街上行走。
一、中国有大学吗？
这是一个看起来似乎很幼稚的问题。官方的报道说，包括民办大学在内，中国共有1900多所大学，这也是中国史上大学最多的时代。然而有没有人去追问，这些大学有几所能够培养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开拓能力，具有现代大学精神的学生？
北大乎？清华乎？或者华工乎？
北大有沽名钓誉、善于作秀的弓琳，清华有将硫酸泼向狗熊的刘海洋，华工则几十年没看见一个大师，好端端一个张培刚，本可凭发展经济学成一代宗师，然而数十年政治上的迫害，远离学术，如今也只好缅怀当年哈佛的美好日子。
中国的大学不是大学，而只是学院。一个真正的大学，必然背负着国家和历史的使命，是思想自由之摇篮，是人文主义之圣殿。中国有哪所大学能够如此？
中国曾经有过拥有大学的日子。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北大，四十年代的西南联大，都是真正的大学。那是一个大师辈出，英才毕集的时刻。追忆老北大，追忆联大，怀旧之余，给人带来的是无限唏嘘。
我不想再引用那句被人误读得体无完肤的梅贻奇先生的话了。一个好的大学，光有大师是没有用的。孙悟空被套上了紧箍咒，他也就越来越“爱”伪善的唐三藏了。一个体制，不是来促使大师的产生，而是天然地给大师套上某某主义某某方法的紧箍咒，大师也就只能看看老照片，追忆似水年华了。
看一看我们今天的高校，看一看我们的周围，看一看宝贵的资金都投到哪里去了？领导们热衷于建楼，就连食堂也修得如同星级宾馆。除了炫耀政绩，我看不出对学生对普通教师有什么好处？我不好妄度领导们的意图。他们高瞻远瞩，自非我等小民可以揣摩之。
九十年代以降的大学教育模式之争影响深远。主流话语一直强调52年高校调整的时代意义，强调新中国教育50多年来的光辉成就，但却始终没有人反思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中国没有一个可以在世界上叫得响的宗师级人物出现？季羡林乃当今学界公认的泰斗，为后学所景仰，但季羡老却硬生生地搞出个“河东河西”说，徒留把柄于后世。而季羡老的最重要成就，也是在解放前所取得。至于那些逝去的郭沫若、茅盾、丁玲，49年之后，也再无代表作出现。这恐怕不是年老的因素，因为大师如陈寅恪，晚年脚膑目盲，《柳如是别传》依旧成篇；大师如顾准，身陷囹圄，思考始终不废。陈寅恪三大原则言尤在耳，顾准一身正气铁骨铮铮，成就的背后却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抗拒了体制的戕害。
苏联教育模式给中华民族送来的是难以抹去的伤痕。大学的式微，学院的发达，带来的不仅仅是教育的落后，更为严重的是文化的衰败。高校生产出来的不是个性鲜明、充满思考的毕业生，而不过是一群中规中矩、又红又专的所谓“理性人”，这就是工具理性高度发达的恶果。
列宁说过，真理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明知道真理存在而囿于利益纠葛不去更改就是冥顽不灵了。当然，世上从无绝对的真理，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手握真理，一不小心，刻着真理的钱币就掉进了身旁的臭水沟。但从来不会有人否认，错误的反面不是真理。真理就是试错之后的纠偏。苏联教育模式已被历史证明是一个违背教育规律的错误，如果死抱着它不放，不从心脏上动刀子，它就会如僵尸一样，尾大不掉，身上的衣物换得再多，也难改其吸血的本质。
学院式教育只是中国高校落后的一个方面。对思想的禁锢才是最为重要的。教育思想不从根本上进行反思，而是一味按照五十年的经验来，形成所谓“路径依赖”，怕大手术，怕风吹草动，明哲保身，最后换来只是与世界一流学府越来越大的差距。意识形态主管教育，在世界上只有中国、朝鲜、越南等极少数国家，中华文化渊远流长，五千年光辉灿烂却落得个和极端落后小国等量齐观的结果，竟是何人之悲哀？
对思想禁锢的背后就是思想的无力与虚弱。从小开始，我们接受的就是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资本主义从头到尾都流着脓，然而，老一套、几十年如一日的道德说教带来的却是精神的无所归依，中国人不但缺乏宗教感，连许多传统美德也在金钱的冲击下一并沦陷。精神教育的意识形态为纲，与现实世界的脱节逐渐导致形成了新的“路径依赖”，那就是消解道德、一切均无意义，除了肉体的享乐。女大学生卖淫的存在，恰恰是对中国教育思想意识形态化的巨大讽刺。这也就是说教式空洞无物道德教育的没落。
中国的高校如果妄论全球化的大背景，还有一天依照意识形态来进行管理，那中国高校进入世界一流学府的梦就要再多做一天。
二、大学需要教育家
纵观国内知名学府，校长基本上都是院士或者专家，这相对于毛泽东时期的军管、工宣队等治校，显然是历史的一个进步。
但教育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你在工程技术上独树一帜，你能造航天飞机、造原子弹，能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并不代表你就能管好大学。教育业有教育业的规律，从来都没有无师自通的天才。有，也只是故弄玄虚，耍一耍对此无知的小民。
蔡元培先生作为教育家的身份世人皆无异议。但蔡先生是怎么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成为一个教育家的？蔡先生做过教育总长，对国内形势洞若观火，又曾出洋专门考察德国、英国以及美国教育。他耗费了巨大精力研究了西方的先进教育理念，同时结合中国文化实际，才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出台。
有了先进的教育理念，还要有把理念付诸实践的勇气。文化功底、政治智慧尤为重要。所以，在中国，做一个教育家是非常困难的。
教育家更看重的应该是其文化背景。这个文化背景不应是狭隘的，而需要有一个宽宏的视角，文化是与理工相对而言的，你在技术领域再领先，你也只是个技术家，而与文化无关，除非你个人长期有意识地历练。在某种极端意义上，院士、博导都有可能是文盲。
从根本上而言，教育学属于文科范畴。数一数国际国内知名的教育家，几乎都是在文科领域有所建树的。洪堡特开创了德国大学教育的新纪元，他本人又是一位语言学家，对各国文化有深入研究；国内搞乡村教育、平民教育、生活教育而知名的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无一不是文科出身。因而，院士做校长既是对知识的尊重，也是对知识的误读。教育要发展，最终还是要靠教育家、靠文化的发展。
抛开院士做校长不谈，在当前治校的过程中，还存在许多违背教育规律的地方。最为显著的就是论资排辈现象严重，政治技术官僚掌控话语空间。也就是说，教授治校流于形式。这里的教授治校与前面所说的教育家治校是不一样的。教育家更多的是体现在宏观层次，而教授则是支撑这一宏观的中流砥柱。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很多政治技术官僚不尊重教授治理的现象。清华大学在二三十年代有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那时的清华大学便形成了教授治校的传统，教授学养越深，往往话语权越大，甚至形成教授可以弹劾校长的局面。试看今日之中国，有哪个教授能去做弹劾之举？
教授治校与教育家治校是不矛盾的。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教育家，但掌舵的人必须是教育家。教授治校体现的是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教育家治校体现的则是对教育科学以及教育规律的尊重。教授不是再为政治技术官僚服务，而是为教育服务。政治技术官僚则退出教育系统核心，仅仅作为必要的润滑剂存在，只是教授治理的一种补充，决不能喧宾夺主。
三、大学教育要进行“生殖器革命”
中国的大学教育落后世界近一百年。我不是危言耸听。中国的大学教育理念甚至不如十九世纪的德国。尤其是文科教育。
简单地说，中国的大学教育理念是被阉割的大学教育理念，中国的大学是被阉割的大学，没有了生殖器，他们便丧失了“人道”的能力，因而萎靡不振，身体机能受到损害。要想重新焕发青春，就需要应用现代“医学”技术，为其重装生殖器。
当然，由于生殖器被阉割长达五十余年，因而重装的过程是相当艰苦的，甚至会有再次脱落的可能。但这不应该成为继续做太监的理由。
中国的大学教育理论往往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但这个马克思主义同样是被阉割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被误读。卡尔·马克思毕业于已具备现代大学教育主干理论的柏林大学，并在耶拿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马克思本人深受现代大学理念影响，因而十分推崇“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通才教育。
但通才教育被斯大林和毛泽东阉割掉了，变成了专才教育，只关心如何做事，而不关心如何做人、如何生活，如何去培养统一的人格。
现代通才教育的精神，实际上就是成为自由地去学、使人学而自由的教育，培养的是学生的博学多才，自主心态的保持、自由的思考与探索，以及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安身立命，长期有效地工作的能力。现代教育之父洪堡特也多次说过，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就是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
中国当代的高校能够做到么？
毛泽东犯下的错误是历史的误会，他把马克思教育思想的生殖器用“中国革命建设需要”这把刀子割了下来。因而高校出品的多是低眉顺眼的太监。太监面对上级时总是自称“奴才”，奴才的盛行便是几十年专才教育的“恶之花”。
历史风云变幻，如今，全球化浪潮滚滚，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价值多元化、社会人道化已经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共识。高校是国家前途之所在，高校教育的成败直接关系着国家掌权者以及人民素质的高低成败。高校不首先站在历史的前头，国家就很有可能被历史所抛弃。
所以高校必须来一场大变革。我们没有必要仍然为毛泽东的错误埋单。搞国际化不是简单的英语教学就能代替的，中国如果仍然热衷于舍本逐末，那中国就永远难以走向真的“共和”。
最关键的就是要弱化意识形态的控制。江泽民同志一向提倡创新，但什么是真正的创新？如果在创新之前搞个框框在那里，不能出格，请问如何创新？创新必然是没有任何前提预设的思考与实践，这就在鸟儿的翅膀上绑块石头，却妄想鸟儿一飞上天一样。而且谁来评定这些创新？是不是符合意识形态的就是创新，不符合的即使再有价值也不名一文？不解决创新领域的这一前提预设，任这一张无形的“网”继续存在，中国拿诺贝尔奖依然将屡屡“错失交臂”。意识形态应该退出学术领域，仅仅在合理的政治边界内存在。越界带来的只能是中国人创新能力的衰竭。中华民族的复兴又从何谈起？
我不要做太监，我拥有“性欲”，我要做正常人。
四、人文主义衰竭的危险
今天，我在这里写下以上的话，这是大学教育进步的一个表现。我们的高校毕竟在越来越宽容。一个机体健康的大学，是不应该恐惧“异议”之存在的。异议是促使掌权者审视自己的天然教材。扼杀异议只能表明肌体的孱弱无能，也是人文主义日薄西山的写照。
在一所大学里，什么才是人文主义？回答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我在此只能从教育思想的角度来进行阐释，一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大学生要具有自我负责的观念，并带着批判精神从事学习，因而拥有学习的自由；而大学教师则是以传播科学真理为己任，因此他们有教学的自由。”这就是校园里的人文主义。
然而事实上呢？我们的某些机关甚至对网络也进行封杀。难道只有西周末年老百姓道路以目的状况才能令掌权者放心？
北大百年校庆之时，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被北大人津津乐道，可他们忘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高等学府已经“雨打漂萍”、“只堪梦里寻”。他们的骄傲正是他们的耻辱。
而我们的学生呢？
我又一次低下了头。工具理性、实用主义的滥觞已经几乎统治了整个校园。人人都为自己而活着，人人都为生活而活着，却鲜有人去思考自己，去思考生活，去反思人生的价值。
道德被八十年代生人消解得体无完肤，一切都没有价值，一切都没有意义，惟有肉体存在。只有肉体的放纵才是真实的，只有肉体的享乐才是幸福的。清纯的女大学生可以主动出来卖淫，还有什么不可以做呢？
他们在嘲笑我的无知，我在嘲笑他们的无知。
我内心满溢着悲哀，我不明白是对自己的悲哀，是对兄弟姐妹的悲哀，是对教授的悲哀或者干脆是对体制的悲哀？
“理性、建设性”，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但今天，我的笔下惟有批判。毛泽东 说得好：大破才能大立。
是为记。
（2003年4月30日草，8月30日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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