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应当向日元学什么 - 金融行业 - ITPUB论坛－专业的IT技术社区

wang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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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民币的适度升值可以推动中国转变这种粗放经营的出口增长模式，又不至于降低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那么，为什么要视人民币升值为洪水猛兽呢？而且，人民币的长远目标也是要实现真正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一个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当前的人民币汇率问题。
自去年7月人民币/美元“出其不意”地升值2.1%以来，人民币汇率呈现了蠕动式的升值走势，到今年3月底，累积升幅不过1%，这引起了美国国会的失望和不满。与此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到3月底也攀升到8751亿美元，取代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现在，中国似乎处在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十分相似的处境，一方面，对美国连年保持巨额的外贸顺差引起了美国国内的保护主义势力的仇视；另一方面，巨额的外汇储备使得全世界都在用各种别样的眼光看着中国，美国作为“最大的受害者”更是赤裸裸地威胁中国让人民币升值，否则就要面临贸易制裁。这些都是当年日本人很熟悉的新闻情节，只是这一回，美国威胁的对象变成了中国。
从一个公允和中立的角度来看，汇率是两国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涉及到对方货币，因此，汇率问题既涉及本国的货币主权，但也可以成为国际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合作大框架内，人民币的汇率政策应当得到贸易伙伴的谅解和认可。何况，中国宣称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并且正在争取西方国家承认自己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那么，制定具有透明度和公信力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此，中国很有必要借鉴当年日本在解决日美贸易不平衡和汇率争端等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
日本是“广场协议”的赢家
日元的现代史是一部典型的货币升值史。在1971年至1995年的24年间，日元从360日元/美元的固定平价开始浮动，一度升至80日元/美元，最大升值幅度为78%。然而，最让人震惊的是，日本经济在这一过程中居然没有崩溃，而是稳固地保持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虽然陷入通货紧缩，经济长期挣扎在衰退边缘，但最近两年日本经济重现复苏曙光，证明了日本经济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以及适应恶劣经济环境的内在弹性和自我调节能力。
日元升值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主要工业国的货币纷纷从固定汇率走向浮动汇率。1973年，日元开始实行浮动汇率，进入所谓 “无海图航海”的时代。但是，实行浮动汇率后，日本政府就背上了“操纵汇率”的骂名，美国指责日本“刻意干预日元对美元的浮动”。由于当时日本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美国是日本主要的出口市场，加上特殊的日美同盟关系，日本无法回避美国等贸易伙伴国群起而攻之的批评，因此，日元汇率被迫走上漫长的升值之路。
通观日本的百年近代史，无论政府还是企业对日元升值一直都有很深的恐惧感。所以，日元的升值进程必定是曲折的，而且充满了日美两国政府的干预、政策上的博弈和经济上的较量。在1976至1978年、1985至1988年和1990至1995年，日元经历了三个快速升值的历史阶段，其间日元对美元等主要货币出现了持续和单向的升值，日本政府为此动员了包括货币、财政、贸易和产业等各方面的政策力量全力进行应对，力图在缓和汇率争端的同时，保持国内经济和出口竞争力不受太大的影响。面对日元排山倒海般的升值压力，除了引导日元有秩序的平稳升值，其实日本政府还有四个重要方面的应对之道。
首先，推进日元资本项目的可兑换，鼓励资本流出，以平衡国际收支。80年代初，日本修订了《外汇法》，基本上放开了资本流动的限制，鼓励日本的企业对外投资和开展国际化经营。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不但有助于减缓外汇储备的累积速度，提高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更重要的是推动日本企业积极融入到全球经济，从而改善国际收支的宏观结构。1985年“广场协议”后，随着日元的加速升值，日本企业加快了在全球各地投资和收购各类战略资源的步伐，甚至大举并购美国的重要企业和不动产。虽然日本的对外投资有很多失败的案例，但这在当时是唯一正确的方向，它客观上巩固了日本在全球经济体系的竞争力优势。
其次，完善外汇市场体制，改变中央银行外汇干预的方式，逐渐让市场力量发挥主导的作用。日本中央银行原来是每天都进场干预，后来随着外汇市场的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外汇干预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进行。80年代末，以东京为中心，形成了发达的离岸金融市场，这为打通东京外汇市场与全球汇市的阻隔创造了条件，有利地推动了日元的国际化。在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过程中，日本还特别重视引进跨国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技术，发展本国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以便为本国企业管理汇率风险提供种类多样和有效的对冲工具。这些都有利于抑制针对日元的单方向投机，缓冲日元的升值压力。
再次，加强国际政策协调，完善政府和民间的沟通，缓和升值压力。80年代初成立的“日元对美元委员会”是一个日美两国政府之间的咨询和协商机构，通过这个平台，两国政界、商界、学术界和民间智囊对日元/美元汇率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全面听证，有利于消除引发汇率争端的各种误解和信息不对称。1985 年的“广场协议”正是在充分的国际协商和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通过五个主要工业国之间的多边谈判签署的，而不像通常人们所误解的那样，是一个威逼日本在汇率问题上就范的不平等协议。事实上，日本是“广场协议”的赢家，其后日本继续保持巨额的贸易顺差，日本制造的汽车、重型设备、精密仪器和电子消费品继续横扫世界，出口竞争力未见削弱。事后看来，日本当年与美国的反复周旋为本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和重建出口竞争优势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也争取了比较有利的汇率调整环境。
最后，增强国内经济效率，提高企业部门对汇率波动的承受能力。在鼓励国民消费，提高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的同时，日本政府早在60年代就提出“科技立国”，以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来支持日本的产业升级和出口竞争力。同时，日本在本国企业界大力倡导进行各类经营体制革新，以创造一个“无论日元升值或贬值都能应付”的风险管理和盈利模式。这种盈利模式的核心是通过技术专利和精密工艺赋予出口货品以很高的附加值，努力使本国企业在全球工序和价值链中始终处于高端，这样，本币的升值只会侵蚀而不能吞噬本国出口部门的高利润。另外，将产业部门外移到低成本国家，或直接在出口市场所在国投资生产，也是日本企业过去惯用的应对日元升值的经营策略。
开放的市场必然要求
自由浮动的汇率
经常有人引用日元作为经典例证来说明本币升值给本国带来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危险，似乎日本那“失去的十年”是由日元升值必然造成的结果。事实上，日本经济在90年代陷入困境，主要不是日元汇率政策不当造成的，而是应对日元升值的措施执行得不好，配套的金融政策发生严重失误。比如，日本银行为避免日元升值过快而维持超低的利率和过于宽松的货币供应，又比如，大藏省默许银行资金介入资产市场等，这些才是导致日本国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形成并最终爆破的直接原因。而且，日本国内的经济问题公认是结构性的，成因极为复杂，并不能简单归结为日元升值造成的后遗症。
如果说一种货币存在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那么原来被低估，现在向合理水平回归，这样的升值怎么会造成后遗症呢？相信日元升值导致了日本经济衰退的许多评论者不是人云亦云，就是简单套用教科书的逻辑推导，缺乏全面的具体分析和有说服力的实证。试想，经过30多年的快速增长，日本的经济实力得到翻番式地增强，海外净资产大幅度增加，日元升值在逻辑上是必然的要求，问题仅仅是升值的幅度、方式和路径选择是否适当而已。以当时的历史条件，日本政府除了接受“广场协议”，允许日元升值，很难想象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当然，这样说绝非暗示今天的人民币除了升值已经别无选择。事实上，人民币与日元不完全具有可比性，但日元走过的路值得我们借鉴。作为一个和平崛起、独立自主的政治大国，中国在汇率问题上显然比当年的日本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和更多的自主发言权，但是，要想巧妙地将人民币升值压力化解于无形，既要靠中国人自己的智慧，他山之石也是重要的。
从长远来看，人民币能否保持升值的趋势，以及升值的动力和幅度，将取决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否持续，以及增长的质量如何、国家的综合竞争力能否不断提升。不过，从日本经济成长的经验来看，一味抗拒人民币的升值并不总是对中国最有利的。“十一五”期间，人民币汇率政策应当适应国内经济结构的转型，着眼于国家的长远竞争力的提高和国民福利的整体改善。众所周知，中国的出口超过一半属于加工贸易，产品附加值很低，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根本谈不上什么竞争力，只能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相对优势、甚至付出破坏生态环境和消耗本国资源的代价来换取出口外汇。现在，这种“血汗工厂”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如果人民币的适度升值可以推动中国转变这种粗放经营的出口增长模式，又不至于降低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那么，为什么要视人民币升值为洪水猛兽呢？而且，人民币的长远目标也是要实现真正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一个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当前的人民币汇率问题。
日元汇率变化的真正启示
现阶段，中国有理由顶住任何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压力，也有权利拒绝成为加剧全球贸易不平衡的替罪羊，但是，中国对美国高达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是一个很难回避的事实，所以，我们应当对人民币升值抱有一种对历史负责的开放态度，尊重和适时满足对方的合理诉求（比如，适当增加汇率弹性），这样才不会授人以柄，也只有这样才能把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可以说，积极和务实的态度是解决任何汇率争端的万能钥匙。
近年来，中美双方在人民币汇率升与不升、升多升少的问题上纠缠不清，实际上这无助于解决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当然，给美国送大礼似的进口采购大单同样于事无补。因此，应当另辟蹊径，尝试从其他层面比如市场基础和制度上寻求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办法。最近，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了放宽外汇流出的六大措施，破天荒地允许国内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在规定额度内以客户资金投资于海外证券市场，这是一个积极而重大的转变。
长远来说，解决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治本之策是在转变国内经济增长方式的大背景下，调整中国目前的国际收支双顺差结构。至于外贸部门，要强调自主出口和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对汇率波动的承受力。对于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则要进行更加大胆的市场化改革，现阶段来说，最有效的是改革结售汇制度、放宽资本项目支付限制和额度控制等，将外汇的“宽进严出”变为进出大致对等，改变外汇资源集中于官方储备的现状，真正做到“藏汇于民”，弱化针对人民币的单向投机力量。这些思路与当年日本应对日元升值的手法是类似的，但是，在具体的措施、步骤和最终效果等方面中国应当不同于日本。
总的来看，中国要充分考虑到国内经济不平衡、核心竞争力薄弱和金融系统缺乏风险管理能力等国情特点，既不能排斥人民币适度升值的需要，也不能屈从于外部压力，而是应当拿出勇气和战略眼光来积极应对。要根据中国经济对汇率波动的实际承受能力，把系统性和前瞻性结合起来，规划好未来五年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路线图。这也许就是日元给人民币的最大启示吧。
其实你要知道当初日本的贸易优势在什么地方,然后在说出这些话,人民币的升值是要在中国任何方面都成熟的前提下才能达到的,不能一蹴而就,中国现在的产业结构还不是很合理,在很多方面的水平真的不能恭维!
中国要赶超日本,起码还是在十年左右的 事情!不是仅仅的外汇政策就能达到的!